李大同：冰點的赤子之心
文／陸穎琳
「我不在乎被免職，能在中國新聞發展過程中經歷這么一場暴風雨，並且成為風眼中的人物，已經足夠了。」
李大同在1952年出生於四川，文革時和朋友自行選擇下放到內蒙古，在那裏與當地人學習放牧、蒙語，他甚至還贏過那慕達（賽馬）大會的冠軍。即便身處遙遠的草原，他仍然會關心北京和國際局勢的變化，每天要聽兩、三個小時「美國之音」的節目，心情常常被外界所影響，讓他深深地體會到他並不屬於這片與世隔絕的無垠之地，期盼能有一個機會離開草原。
1970年代，文革已經走向終點，各個大學開始重新招新，但李大同受到父親黃天祥（原名李春褆）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的牽連，多間大學都拒絕了他的入學申請。漸漸地，和他一起下放的朋友都離開了，只剩下李大同一人，他以為自己將要獨自留在草原渡過餘生。
李大同的父親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獲得平反，適逢《中國青年報》復刊，李大同以寫給家人的一篇《賽馬日記》通過考察，在1979年成為《中國青年報》復刊後的第一批記者，並駐守內蒙古記者站，雖然他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受過新聞教育，但李大同深受西方新聞學著作啟發，並且自己練習寫作，一步一步地晉升為編輯、編輯部主任等。
記者與社會運動
毛澤東時代開始，報紙一直被視為是宣傳共產黨的工具，但李大同卻認為：「新聞要客觀、要真實，要無止境地逼進真相」，他的信念讓他本人、以及新聞工作者在中國社會運動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六四事件期間，由於中國的媒體都是體制內的媒體，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的管控，所以當時對於媒體應否報導事件產生許多討論與爭議。
1989年5月4日，李大同與新聞同業者遊行到中國記者協會，並且提交由他發起的聯名信，要求就禁報學生悼念事件等議題和官員對話。學者林芬曾形容六四事件中，中國記者在嘗試擺脫政府的控制，同時也是因為他們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於是採取正面的報導，將六四事件推至高潮。但是隨著情勢改變以及6月4日的清場事件發生，公開對話被無限期延期。事件發生後，許多參與遊行及在聯名信上署名的記者受到處分，而李大同則被調離職位，改為擔任閒職。
中國新聞界的「冰點高度」
李大同在五年後重新回到《中國青年報》，隨即被賦予創辦《冰點》特刊的重要任務，他一改新聞以社會重大事件為主的傳統，以百姓的生活小事入手。當時李大同在《北京晚報》刊登的一張小照片，得知居然有老知青在背糞桶，由於他自己也是知青出身，便決定以此為《冰點》創刊之作。1995年1月6日，《冰點》首篇報導《北京最後的糞桶》正式出現在大眾眼前，講述了文革後知青的貧苦生活，報導刊登後好評如潮，不止讀者，連其他新聞同業者都對於這樣的新社會視點表示讚美，奠定了《冰點》往後的輝煌之路。
《冰點》特刊在2004年變更為《冰點週刊》，新增文化、人物等三個新版面，並多次入選「中國新聞名專欄獎」。前任主編杜湧濤曾形容，《冰點》的成功在於它不認為新聞只有一天的生命，它追求的是就算新聞失去熱度，但其價值是歷久彌新的。《冰點》除了聚焦老百姓的生活，更將台灣和國民黨等敏感議題放到檯面上。2005年李大同邀請台灣作家龍應台撰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記述台灣內部和的政治變遷和問題；還有《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提及了抗日時期國共互相合作抗敵，首次對國民黨對抗日的貢獻給予肯定。
李大同後來刊登文章，回憶邀請龍應台撰文一事，連他自己都對於文章居然沒有被總編輯「斃掉」感到意外，他明白這是政治風險極大，卻同時必將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一筆，因此即使冒險也要刊登這些文章。這些新穎大膽的題材固然受到讀者的歡迎，但也遭到中宣部的批評。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要繼續刊登有關台灣的文章，便多次再向龍應台發出邀請，理所當然地，後續也引起了中央的不滿。
「冰點停刊事件」
2006年1月11日，《冰點》刊登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批評文化大革命等不理性的革命對國家現代化帶來阻礙，引來中宣部新聞局譴責，文章發表後13天，中宣部下令將《冰點週刊》停刊整改。翌日，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在互聯網發表《就〈冰點〉週刊被非法停刊的公開抗議》，引起社會迴響。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與其他12位中國前政治和媒體界重要人物聯名抗議對《冰點》停刊的決定，也有大量讀者自發到郵局退訂《冰點》，形成了一股無形的力量，奮力對抗中共對媒體的控制。
到了2月，《冰點》週刊宣布復刊，但李大同和盧躍剛則被免職，李大同再次被調任閒職，這次新聞媒體和中共政府的角力，最終新聞媒體還是要付上代價。 而復刊後的第一篇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便反駁了袁偉時引起爭議的論點，堅持反帝反封建革命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袁時偉通過李大同表示想再次在《冰點》撰文，結果遭到編輯部拒絕，「冰點停刊事件」就此落幕。李大同認為停刊事件是體制內的媒體對政府控制的抗議，反映現行的新聞審查制度出現了問題，需要進行改革。在這一場風波中，劉曉波評價李大同是一個有新聞良知、有勇氣爭取自由的新聞工作者，他和盧躍剛的反抗行為並不是逞一時之勇，而是他們一直堅守新聞原則導致的必然結果。
從「冰點停刊事件」到現在，歷史一直在重複，新聞業工作者不斷地在國家的壓制下爭取新聞自由，李大同曾言中國對媒體的控制不可能在轉眼之間消失，但眾人只要不放棄，總有一日，這面高牆終會被我們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