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本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文／Wang Junyu

在采访中回忆起1991年《世界经济导报》创办人钦本立的遗体告别仪式时，导报的前编委张伟国将其描述为“特殊的”：“除了他两三个家属，其他的几个就是导报的同事。时间也很短，没有什么人讲话，也没有人献花，也没有花圈，我们也就是在他面前鞠三个躬。”

告别仪式的两年前，身为导报总编的钦本立被停职，导报也被上海市委下令停刊。当时，新闻界人士纷纷向导报编辑部发去声援电报；上海市委门前和外滩共聚集了一万多名学生，要求恢复钦本立职位，呼唤言论自由。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但寂寂而死？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又究竟发生了什么？

抗争与理想

1918年，钦本立出生于浙江长兴；1936年，入读杭州高中。三年后，在高中里，他力推“反对压制、要求民主”的学潮。初次的抗争尝试以钦本立被省教育厅以“思想偏激、行为不轨”为由开除而告终，但为他抗争的一生奏响了序曲。

抗战时期，钦本立考入北京的朝阳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大三时，他再次组织并参加了学生运动，后遭开除学籍的处分。

肄业后他再没和法律这个行业打上交道——在一些新闻工作者的提携下，怀揣新闻理想的他先后在《时事新报》、《商务日报》等报社工作，最后选择了落脚上海。这座大城市里的新闻工作接踵而来，他辗转于《文汇报》等多家报刊之间，也辗转于记者、编辑和撰稿人三个身份之间。在上海《经济周报》就职期间，他主要通过与该报作者、与读者的社会关系，为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做准备。目睹过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这时的他已经建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1949年，钦本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老友王若望的话来说，他是“真正的共产党，是共产党忠诚的儿子”，他的“心里想着人民”。一步一步地，他的事业也有了起色：从《解放日报》财经组组长，到《新闻日报》采访部主任，再到《文汇报》党组书记兼副总编辑。

多年后，提到为什么选择从法律转行成为新闻工作者时，钦本立说：“因为是新闻工作者当时有一种正义感，是有这么一些正义感的人在做新闻工作。”

第一次改革与打压

《世界经济导报》的前职员范钧认为，钦本立主导了共和国成立的四十年里前后两次新闻改革，是唯有的两次实实在在的报业新闻改革。他还补充道，如果中国新闻史没有了这么一个人、一些事，历史将是残缺的。

范钧提到的新闻改革中的第一次发生于1957年钦本立任《文汇报》副总编辑期间。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同名讲话，提倡独立思考、辩论、创作、批评等的自由。

“双百方针”之前，毛泽东继承了列宁的理念，主张党报是学习、宣传、组织的工具；五三年的三大改造之后，全国仅剩下公营党报党刊，媒体只作为党的喉舌存在。此背景下，方针的提出无疑是一大改革，在知识分子当中得到了大规模回应，进而形成了“大鸣大放”的局面。据张伟国回忆，“双百方针”提出后，钦本立作为实际意义上的《文汇报》一把手，在五七年带领报纸响应“大鸣大放”，积极向中共提意见，“火候相当厉害”，成为了这场改革的领头羊。

但《文汇报》元老徐铸成看到报纸后，说，要出事情了。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同年六月，借着一篇点名批评《文汇报》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人民日报》揭示了“双百方针”的目的在于“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宣告了反右运动的开始。七月，《文汇报》被毛泽东点名批评。钦本立因此被降级至上海市地方刊物《解放》做编辑并遭处分留党察看两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文革中，他先是被关了三个月牛棚，后被下放至五七农场做劳动改造。他的妻子在此期间被迫害致死。

张伟国说，那时钦本立一度讲话都不会讲了。

第二次改革与打压

十年动乱结束后，钦本立获得了平反。1980年，他以个人的名义向老朋友《文汇报》借了两万块，本着“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方针，主持创办了关注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世界经济导报》。他说，办报主要是为了探索在中国进行新闻改革，绝不办一份一般性质的报纸。

这是一份怎样“不一般”的报纸？钦本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阐述道：第一，导报不是由政府或党的部门创办，而是由学术机构和团体创办；第二，导报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第三，导报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当时的中国仅有四份经济类报纸，一份由中央国家机关创办，两份由中央或省级新闻单位创办，只有《世界经济导报》由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创办。

文革结束后，体制内开始了思想解放的步伐，民间也产生了启蒙运动的萌芽，媒体迎来了党报之外新的可能。导报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媒体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的浪潮还是在九二年市场化改革后才兴起的，因此也可以说钦本立采取的运营模式是早于政策的。范钧认为，这份先驱的报纸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哺育了许多新时代经济界的人才。

1989年，胡耀邦去世，民运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在民运中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一路蔓延到六月四日的学生和新闻界人士抗议浪潮的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Jonathan Unger在他的书中详细记载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1989年4月，一篇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出现在尚未付印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导报》文稿中。文章中有约500字的段落把胡称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批评了邓小平的统治。不出意料，钦本立被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至立约谈了。陈至立指出了这篇文章中较为敏感的500字，要求将其删除后再发表。钦本立回应，这不是他个人责任的问题，而是新闻自由的问题，他不会删除。约谈结束，他立即打电话给印刷厂，预定车间印刷这一期的导报。

16000份未经删减的导报提前一天与上海的读者见面了，有些甚至被寄往了北京的读者手中。

4月26日，钦本立便受到了停职处分；同年九月，导报停刊。停职半年后，钦本立因胃癌住进了医院，于1991年4月15日去世。

张伟国回忆，钦本立去世前一直处于被软禁、被监控的状态。有安全人员守着，人们很难去探望他。他去世时，医院里里外外围满了武警，前来告别的同事无法进入。“特殊的”告别仪式因此而特殊：悼念的人们被切断了去见他最后一面的路。

钦本立的擦边球

钦本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用“打擦边球”来比喻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运用到当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实践。

后来，他又向美国之音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应当承认，中国新闻界长期存在‘舆论一律’的束缚，有些限制不尽合理，新闻自由是有限度的。这有历史的原因，也与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政府官员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关。正因为此，新闻界才有不断突破框框、突破禁区的任务，才提出了新闻改革和制定新闻法的问题。显然，这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导报》坚持有利于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原则，把握住一个‘度’，即把我们的报道推进到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把握住一个‘时机’，即随著对新闻自由的不合理的限制的被突破，及时扩大报道的范围和深度。”

在八九年钦本立被停职后爆发的新闻工作者与学生的示威游行中，有人举起来一块横幅，上书，“我们都是钦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