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霧中的方方日記：透過八個武漢人的眼睛
類別：深度報道
作者：唐茶堇
引言
武漢作家方方在封城後開始記錄她所經歷的武漢疫情，從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一共記錄了六十篇。日記最開始在微博上發布，後由於方方微博被封，又在方方的朋友二湘的公眾號上更新。日記從一開始便備受關注，隨著疫情的發展和日記的更新，各方學者也參與到了討論之中；方方日記儼然成為新冠疫情中現象級的、全民參與式的事件。日記中所涉及到的對政府的批評、疫情下的生命逝去，以及方方本人的「特權」和她相對激烈的微博發言，都成為網絡輿論討論的焦點。而隨著事件的推進，方方與方方日記的討論逐漸變成了「支持」與「反對」的二元話語體系，變成了「說真話的良心」與「舔美賣國賊」之間的爭論；這樣的輿論，在方方日記將在國外出版的消息公布後愈加激化。
方方與方方日記逐漸被爭論與罵戰模糊化，而方方本人也變成了失去複雜性的人物：說真話的鬥士抑或造謠舔美的賣國賊？網絡上的爭論雙方也被標籤化：恨國黨抑或五毛黨？本文試圖透過八位武漢人的眼睛，通過他們的疫情經歷與閱讀方方日記經歷，穿過籠罩方方與方方日記的迷霧，發現一個更加具體的、真實的、複雜的新冠疫情下的方方、日記與讀者。
三種混雜：共鳴、懷疑與反感
王磊是北京大學大四的學生。上學期結束之後，他去了四川兼職，一月十六號才回武漢。回武漢第二天，王磊才第一次聽說了「不明原因肺炎」。實際上，十二月三十一日時政府便披露了「不明原因肺炎」的事項。問起為何沒有注意到政府信息，王磊認為相比政府信息公開不足，更多是因為自己「作為一介平民」沒辦法關注到所有信息；「就像每個軟件的用戶協議一樣，你知道很重要，但是你不會去看」。
王磊是幸運的，前期的防護不足並沒有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從封城到解封，王磊只是千萬個默默待在家裡的「平民」中的一個。在信息獲取上，王磊從封城前的完全不知，變到封城後的信息過載。作為信息洪流中的小小支流，方方日記在當時的王磊看來「並沒有什麼特殊」，因為「太多那樣的信息了」。他承認日記引起了共鳴，「至少是符合我當時的情緒的」；但基於一個理科生的嚴謹以及數堂法律課培養的懷疑精神，他從來沒有完全相信方方日記裡的內容。「她聽說了很多事情，我也聽說了很多。不過她寫下來了而已」。但是作為「聽說者」的方方如此肯定地在採訪裡說「我寫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實的」，他表示「非常的懷疑」，以至於是「反感」——「因為她並沒有對她的信息做到相應的取證義務」。
陳彤在採訪中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方方沒有對她寫的東西和言論負責」。陳彤研究生畢業於上海某高校；現在在武漢一家補習機構教授英語。作為研究生新聞專業的學生，她始終對方方日記的信息來源和真實性耿耿於懷，甚至成為後期不再關注方方日記的原因之一。她將方方日記的矛盾解釋為「私人性與公共性的矛盾」：日記本身是私人化的表達，有情感的宣洩和相對不那麼準確的信息；然而一旦發表出來，就會涉及公共領域的討論，而此時裡面的信息就會「太過於主觀，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其實在疫情之初，陳彤對方方日記頗為讚賞，因為「寫的很貼近生活」、「在疫情最開始發出了官方之外為數不多的聲音」。對於方方在日記中對政府和官員的批評，陳彤覺得「很有共鳴」。她很同意批評政府前期的失責，憤怒地說了兩遍「湖北和武漢的那些官員真的是又蠢又傲慢」；而在官員本身之外，看了許多媒體分析文章的陳彤也認為「專家沒有決策權」的制度需要改變：「我看報導說疫情消息是一層一層報上去了的，但最終還是這個結果；如果把錯都歸在武漢官員身上，似乎也不是很公平」。
同樣是回看前期表現，王磊則表現出對政府更多的理解。「我覺得這就是一場天災，而不是人禍」。王磊認同疫情初期的政府失誤，但是在對病毒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要對一個傳染病大肆宣傳、甚至封城的話，「非常不現實」。
唐叔也很理解政府，不過他更多是從經濟方面考慮。唐叔是湖北黃岡人，1966年出生的他在二十歲那年到武漢工作，至今也有三十餘年。唐叔認為「我們個人只考慮自己，但是政府要從全局考慮問題，特別是經濟」。他類比了現在的疫情中心美國，「你看現在美國，疫情那麼嚴重不也是一直說復工嗎？我們中國也是一樣的嘛」。他認為在早期不瞭解病毒的情況下，如果馬上採取封城的極端措施，結果最後只是輕微流感，對社會和經濟都會造成巨大而不必要的損失。
但是作為親歷者，唐叔並不否認武漢人經歷的恐慌、痛苦與悲傷。封城期間，唐叔「真的一個親戚都沒有見」，甚至連自己的親妹妹都只是將買好的菜放到樓下，然後離開，他再下樓取。唐叔單位上有幾位同事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其中還有去世的。他感慨到，「我在武漢待了快四十年，武漢是個很有活力的城市；看到現在變得這麼死氣沈沈，肯定是很傷心的」。所以對於方方日記裡的悲慘，唐叔很能理解，「當時所有人都是那個心情」。他也不覺得方方是在造謠，「她寫的一家四口去世的那個，肯定是真的，我都還認識」。
疫情中的經歷也讓唐叔感受到了全國的增援和政府的效率，「真的沒想到全國增援力度這麼大！」；從山東運來的愛心菜，唐叔分到了兩次，一共有六顆白菜，一顆花菜，還有幾根黃瓜。唐叔的堂嫂做了手術需要尿袋，但由於疫情完全買不到。因為汽車限行，堂嫂兒子帶著她步行去醫院看病，大排長龍數小時仍然無法看病。最後還是縣政府解決了問題，三天後就買來了十幾個尿袋。所以方方日記在唐叔看來是「不全面、不客觀的」，因為「她沒有記錄整體主流的、好的東西」。這樣的記錄，如果只是作為武漢人私下的交流，完全沒問題；但是若涉及到外國出版，他就覺得「非常不妥」了。
對於方方日記在國外出版，三人看法幾乎一致：不妥當，但肯定不是「賣國賊」。在王磊看來，作為一個「內部人員」，其話語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權威性，「比如我可以隨便和同學說北大如何，但是在對外的時候，我就很謹慎了；因為大家會覺得你是『知情人士』」。這也是王磊很少對外談及疫情的原因——因為他是武漢人。所以他認為對內與對外的言論標準是不一樣的，「作為一個武漢人，而且是作家，絕對在一定層度上代表了中國形象；這時候就需要更加謹慎」。顯然，方方沒有做到他的理想要求。唐叔則是從價值觀上去判斷，雖然日記中正負面都有，但是「他（外國）很可能只看你的負面部分」，這樣一來「我們全國的抗疫成果在國際上豈不是都被抹滅了？」。陳彤仍然是對真實性存疑，但對於類似唐叔的觀點卻不以為然，「這也想太多了吧！只是個人記錄而已，稍微有點判斷力的人都不會把這個當作權威信息來看的」。而對於日記出版的目的，三人都否認了「方方是出於純粹惡意」的觀點，而更偏向於「想出名」。王磊認為，如果用「蠢」與「壞」的來評價，「方方至多是蠢」。
但在日記之外，方方的微博發言給王磊和陳彤都留下了負面印象。「我覺得她是不屬於這個時代的人」，陳彤完全不知道方方口中的「極左」在哪裡，「文革已經離現在很久遠了」。王磊則很反感方方「俯視」的態度，「她堅信自己看到的，卻否認別人看到的」。對於極左，王磊一方面認為這是「扣帽子」，一方面判斷這「完全是無效交流」，「現在年輕人有幾個知道極左？我自己也都不清楚」。王磊相信討論是需要信息交流的，但是「『文革餘孽』這四個字對於批評者來說完全沒有信息輸出」。但同時兩人又一致反對極端的批評，如「舔美」與「賣國」的指罵。對於這樣批評的流行，王磊將其歸因為人性之惡與網絡匿名性：罵方方不用負責，還能夠獲得一種虛幻的愛國滿足感，「人人高舉心中盛旗，唱著聖歌走向黑暗」。而陳彤則認為是國家的信息管制導致了不平衡，形成了「國醜不能外揚」的刻板印象，而方方日記的海外出版不過是點燃了這個導火索。
說到信息管制，陳彤對媒體審查顯然更加不理解與氣憤，「加這些莫須有的牆也太低估我們的判斷力了吧」。研究生畢業後，陳彤本可以進入武漢的一家體制內媒體工作，但是想到「正因為自己喜歡，如果不能寫自己想寫的會更加難受」，陳彤最終選擇放棄。現在她仍然「想要進入媒體工作」；雖然限制重重，但也正顯得這些「堅持新聞原則與新聞理想的媒體」彌足珍貴。而對於個人言論的審查，陳彤就嚴格許多：「我覺得方方不該一直說『希望這篇不要被網管刪』；既然知道會被刪，那她的任務就只是把文章發出來」。陳彤個人也有開公眾號，但「從來不會談論時事」，也沒有被刪文的經歷。對於媒體被刪文，陳彤感嘆說「很悲壯」；而問及「方方被刪文會不會也覺得悲壯」時，她非常迅速地回答了「不會」。但採訪結束後，陳彤發來私信，「方方的言论被删也是悲壮，毕竟每个人都应该有发言的权利。删稿都悲壮；只是因为我个人对媒体有滤镜吧」。
而本身曾扮演過「審查者」角色的王磊則一如上文，對此事表示理解。王磊曾經是學生會的副主席，負責公眾號的運營；很多幹事寫的文章「只是單純因為涉及敏感話題」就會被他斃掉。「簡單來說就是你可以談論，但別在我這裡談」。他以解放戰爭時期的民眾為例說明，「我支持共產黨，但我不會讓他們來我家」。在王磊看來，這個邏輯具有普適性，各個平台的審查也是一樣的道理。
在採訪的最後，問及「如果要對方方說一句話，你會說什麼？」，王磊不假思索，「我覺得我沒什麼好說的；因為我感覺她也不想跟我說話」。陳彤則頗有媒體人的風格，「現在的事態發展還符合妳當初創作的初心嗎？」。唐叔很想勸導方方，「妳正常地紀錄疫情日記，沒有任何人有權力來給妳做限制。但是妳在做後續決定的時候，希望妳考慮一下後果，不要自己賣自己」。
一線醫生的家人：他們沒有切膚之痛
老呂和小呂都是一線醫生的家人。封城剛開始時，因為要接送家裡人上下班，老呂是可以出門的。除此之外，他還參與了防疫物資的運送和對接，「當時醫院物資真的非常缺，紅十字會也送不過來」。在被問及封城之初的心情時，老呂否定了「崩潰」的選項，因為「全都去關注醫院的疫情發展了，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想自己的事情」。雖然如此，「肯定還是恐慌的」；但他又說，「還挺有信心」，因為中國經歷過沙士，還有舉國體制，「只要國家重視了肯定可以解決」。
除了「忙碌」與「信心」，老呂一共說了四次「痛心」。其中三次是連續用在被感染的悲慘事件上。相比其他的受訪者，老呂見證了更多的生離死別。他說，光他認識的就有五、六個感染者沒有床位，「真的是完全沒有！」。老呂好友的妹妹和妹夫都感染了，都是已過花甲的老年人；妹妹病症相對輕微，妹夫則非常嚴重，但是都收不進醫院。老呂回憶說，「他給我打電話，說『能夠保住一個都行啊！』，他真的是這麼說的！對他來說，死一個都能接受，已經是這種狀態了」。萬幸的是，老呂幫忙聯繫到了床位，「最後兩個都保住了，哈哈」。同樣不幸的還有老呂的一個同學，「我當時沒有參加他的元月聚會，結果他回北京之後就去世了；才51歲啊！」。
另一次「痛心」，是說「疫情從武漢蔓延到全國，甚至現在到全世界」。老呂和陳彤的觀點一樣，認為此次政府失誤的問題在「專業人士沒辦法做決策」上，「一線醫生層層報上去，到決策者那裡可能就不覺得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了」。他以一月二十一日武漢的春節團拜會為例子，「鍾南山都出來了，這些領導還在開什麼歡慶大會，說明他們根本沒有掌握一手的信息」。
所以在看了方方日記後，老呂覺得方方「可以代表我這種對武漢疫情破壞程度有瞭解的人的心聲」。他是在方方日記更新後十多天開始看的，之後一直關注，總共看了一大半。因為見過更悲慘的消息，老呂一直強調方方日記是「客觀、真實」、「令人感同身受的」。對於日記中爭議最大的「殯儀館滿地散落的手機」，老呂也覺得有可能：因為傳染病死者都不可能和家屬接觸，直接從醫院送到殯儀館，再加上殯儀館當時完全忙不過來，出現滿地的手機也是可能的。
小呂也覺得「手機」是真實的，「因為我前幾天看了家裡人傳的醫院視頻，屍體堆在病人排隊的邊上放不下。這種震撼感很難描述出來」。小呂是在讀大學生，和王磊、陳彤都可以算是「年輕人」；但並沒有像另兩人一樣懷疑日記真實性。小呂說自己「通過各方瞭解的信息」，覺得方方日記的真實性是可以保證的。
正因為如此，小呂和老呂對於方方日記的海外出版都持理解和支持的態度。老呂甚至認為「越早出版越好」，因為「這本書是有時效性的」。除了不同意「遞刀子」的說法，老呂認為日記海外出版「反而會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因為西方民眾對於中國純粹正面的宣傳報導已經免疫了，「像人民日報那種，別人可能還不會信」；而方方日記是「客觀、真實、完整的紀錄片」，裡面既有中國前期的失誤，也有後期舉國抗疫的成功——「這正是反應了我們的體制優勢啊！」。而且對於疫情嚴重的地區，比如美國紐約，還可以有「激勵鼓舞的作用」，「他們看到武漢當初那麼困難都挺過來了，可能就會更有信心了」。老呂非常希望外國人早點看到日記，「如果現在就能看到是最好的」。
對於反對方方日記的人，老呂面對的不是匿名網友，而是熟人；「我的同學群、朋友群，全部都在爭論方方日記」。老呂觀察了一下，批評方方日記的主要是體制內的人與湖北之外的人。前者有許多是在疫情期間下沉社區的人，比如老呂的一個同學就和他抱怨，「看了方方日記之後覺得自己每天做的事情都沒有意義」。老呂說自己能夠理解，「他們覺得自己每天做了那麼多，但是方方總是這批評、那不滿的，肯定有點失望」。批評的後者則是「沒有切膚之痛」，而且並沒有看過方方日記全文，「他們是看了原文還是只是看了批評方方的文章？我覺得多半是後者」。
問及爭論的程度，老呂無奈地說，「後來我們直接規定不在群裡說方方日記了」。老呂的一個朋友和老同學吵翻，氣著跟老呂抱怨「再也不要跟那個同學聯繫了」。關於具體爭論的方式，老呂覺得「很像辯論」，「正方和反方不停地說自己的論點，但是誰都無法說服誰」。
小呂從醫生家人和親戚的爭論中發現了雙方的根本性分歧：作為我們這些不會對政治產生影響的老百姓，需不需要知道批評政府的事？或者反正我們沒有影響，還要不要批評？或是把這件事留給政府自己去做就好了？
小呂回憶起那天的爭論，笑著說「兩個人半夜不睡覺就在那裡吵」。起因是醫生家人轉發了一篇支持方方的博文，那個親戚來「好心提醒」，然後就爭論起來了。「肯定對親戚關係有影響啊」，他也很無奈，「但是我希望不要有太大的影響」。他記得其中一個具體的爭論點：「現在輿論一邊倒，難道罵方方的人都是傻逼嗎？」。小呂認為這是「有官方的引導」，因為支持方方的會被刪掉，但是反對方方的卻可以留存。老呂也持相同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形成的輿論氣氛，支持的聲音會越來越小，而反對的聲音會越來越大」。
對於這種「討論」變「辯論」、甚至是「爭論」的現象，老呂覺得「需要時間」，並且「時間會證明一切」。「像方方回應胡錫進說的，『時間會證明誰應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實際上方方的回應是「讓記憶的恥辱柱留下此人的名字」，此處為受訪者錯記。——筆者註），我覺得她說的很好，時間會證明一切」。老呂用了方方常提到的「文革」來舉例：當時很少有人意識的到、判斷的了文革的錯誤性，只有在數十年之後，我們才能再去認識歷史事件。
對方方說的一句話，小呂想說：「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聲音；真相需要您這樣勇敢的人來說出。」而老呂則非常簡潔：「我支持你！」
外地武漢人：我沒有辦法逃避
小圓是某港校在讀大學生，一月初便從武漢到香港了。對比兩地後，小圓感嘆，「對比太明顯了，武漢完全沒人戴口罩，香港人人戴口罩；讓我以為香港才是疫情地」。
然而回香港沒多久小圓就生病了，還因為武漢人的身份引發了宿舍的恐慌。「我室友一直把門開著，然後在室內也帶著口罩；結果同層的本地生過來讓她把門關上，因為『不要播毒』」。小圓是個樂觀開朗的人，說起這段經歷的時候是笑著的，「本來我們那層樓很熱鬧的，各層宿生都來玩；結果知道我是武漢人之後，突然就安靜下來了」；但是她仍然在意這段特殊的對待，「還是覺得很不舒服吧，因為我當時已經專門去深圳檢查了」。
相似的經歷葉妮也遇到了。葉妮和媽媽很早就定了要在一月二十號去廣西北海旅遊，結果到了之後酒店告知她們「不接待武漢籍遊客」。葉妮回憶說，「倒也沒有氣憤，只是無奈吧。因為我也能理解他們的做法，只是災難降臨到你身上的時候，真的很傷心也很無奈」。
在疫情之初，葉妮的心情非常沈重，「憤怒，恐懼，傷心，應該都有」。「憤怒」是疫情的真相突然一下披露，「為什麼我們沒有早一點知道這個消息」。一月二十號之前，葉妮的父母完全沒有做相關的防護措施；葉妮在一月十七日時買了口罩，「我媽還覺得我大驚小怪」。後來病毒的強傳染性逐漸顯現，前期沒有防護，肯定很恐懼自己和家人感染。「傷心」的是那些感染了住不進醫院的人。葉妮記得她第一次轉發的微博求助是二十二號的時候，求助人是她高中的學姐。因為醫療系統過載，她的父親一直得不到救治。葉妮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是「特別特別的難受」，因為「你很難想像身邊會有人住不進醫院、得不到救治」。
所以當葉妮看到方方日記的時候，她「很感謝有一個作家為武漢人寫一些東西」，因為方方寫的是「當時很少人瞭解的武漢真實情況」。當時網絡上充斥著諸如「武漢人吃蝙蝠」等地域黑的論調；而方方則寫出一個武漢人面對疫情時的真實感情，「因為那種恐懼和痛苦其實是很難感同身受的」。有這樣一位紀錄者的存在，至少可以讓其他地方的人理解武漢人的處境。除了感謝，葉妮當時還很佩服方方，因為「她或許是武漢當時唯一主動站出來指責失職官員的公眾人物」。同時，疫情中官媒的正面報導讓葉妮覺得「不夠真切」，而看方方日記則更會有「共情」的感覺。
葉妮是一個「感性的女子」，而父親或許認為她是「感性的弱女子」。她說，父親專門讓自己別看方方日記，因為「太陰暗了」。她推測並不是爸爸真的看過日記、覺得陰暗，只是擔心她當時情緒崩潰。葉妮承認說，「我當時確實挺崩潰的」，但是「作為一個武漢人你沒有辦法完全從裡面逃離出來」，哪怕身在外地，它也「距離你太近了」。葉妮當時會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某一個醫院可能就在我上學不遠的地方；有個同學的父親可能就是在前線拼命的醫生，你會擔心他的物資夠不夠用······」；「我確實沒有辦法做到置身事外，因為那裡確實是我的家鄉」。
但是當方方開始說極左，以及日記要在國外出版後，葉妮對方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她認為方方日記的海外出版僅僅是因為「與政治掛勾」；而方方應該將公共空間的話語權留給真正參加了抗疫的人，比如醫生、護士、警察等，「他們才能真正展現抗疫過程」。同時因為方方沒有親自參與抗疫，所以「她的消息都是二手信息，是有懷疑空間的」；並且這樣的信息集合「本身就有一定的偏向性」，因為「只是個人的記述，不像媒體那樣多方求證」，所以出版成書「顯得並不合適」。
對於方方在日記裡提到的批評，葉妮是很贊同的，「我現在都會在網上轉發一下相關的信息，比如武漢中心醫院院長之類」。但是她擔心的是是文中的批評被「曲解去迎合國外對中國非常可笑的刻板印象」，而產生不太好的結果。
但小圓則不這麼認為，「真的要黑中國的話，他們不差方方日記這一本」。小圓在疫情期間遭遇了香港本地生的惡意——哪怕無意針對她個人。那位本地同學在社交軟件上放出「為武漢籌款」的圖，並配上了「我捐冥幣行不行？」的文字。小圓當時又生氣、又傷心、又委屈。儘管如此，小圓仍然不認同「方方日記抹黑中國形象」、甚至像胡錫進說的那樣「中國人民將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單」。小圓是從自己身邊感受的，「香港應該是全世界最反華的地區了，但是我身邊激進的本地朋友根本就沒關注過方方日記」。而且就小圓在香港的經歷來看，「如果沒有方方，外媒一樣會報導中國的負面信息啊，而且還會更誇張、影響力更大」。總的來說，小圓覺得方方日記哪怕在外國出版了也不會有很高的關注度；就算有，「用它作為攻擊中國的武器，也太弱小了一點」。
「我覺得方方日記的批評真的已經很溫和了」，小圓多次感嘆，「如果這樣的言論都算尖銳的話，那也太玻璃心了一點」。說到其中的負面情緒，小圓覺得「方方就是一個敏感值比一般人高的作家罷了」。她認為像她這樣神經大條的人，沒有口罩也就沒有口罩了；但是方方可能就會很恐慌，還會擔心別人口罩夠不夠。「一個作家確實需要這樣敏感細膩的品格啊」，小圓說到，「而且記錄也確實是她作為一個作家的職責」。
小圓的觀點顯然不能與父母達成一致。因受筆者委託，小圓與父母提及方方日記，結果遭遇了父親長達一小時的「教育」：從方方日記談到自己的封城生活，其中又貫穿著「愛國主義薰陶」。然而諷刺的是，小圓父親實際上沒有看過日記。根據聊天記錄，小圓父親說，「我覺得她動機不純，就沒看」。
小圓在採訪時對爸爸毫不留情，「我覺得他簡直在秀智商下限」。但是面對這樣的分歧，小圓不會與父親爭論，「他說就等他說咯」，「可能是覺得我在香港所以想對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吧，哈哈」，小圓笑著揣測父親的動機。「但是我真的不想去跟他爭，也不會跟朋友爭」，小圓說明自己面對觀點衝突時的做法，「我會試著理解對方的觀點，然後通過詢問的方式來溝通交流」，「但是真的不行就算了，我就會迴避這個問題」。
但是正如葉妮所說，「我沒有辦法逃避」，這場疫情對武漢人造成的影響是無法迴避的。葉妮提到自己身邊有很多復工的武漢人，會被同事「有意或者無意地保持距離」，「不知道算是歧視還是冷暴力」。她又去翻了一下她最早轉發的那條求助微博，評論區有不少惡意的揣測，認為求助者是在佔用公共資源、想出名。「我隨便點進來一個人的微博，發現她還在轉發一些明星的消息，快樂地追星；但是求助者的微博已經兩個多月沒有更新了」，葉妮已經帶一點哭腔了，「這個對比就很讓人難過吧。就是·····憑什麼呢？」
另一位紀錄者：這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
胡淼是微信公眾號「人是最美的風景」的博主，他也從一月二十三號開始記封城日記。不過他並不是在武漢，而是在湖北天門。武漢封城前一天，他離開武漢回老家天門；事後回想起來，他有些後悔，「很遺憾沒能留在武漢，因為想做一個親歷者」。
問及「記日記的動機」，胡淼覺得「不需要什麼動機」，因為記錄已經成了他的習慣。從博客、空間，到豆瓣、微博，再到公眾號，「只是渠道變了，但是表達的慾望一直在」。還有一個有趣的原因是和一位朋友打賭，說要一日一記；「當時覺得最多兩三個星期，誰知道就記了六十天！」。巧合的是，方方也說自己當時「只是想把疫中所見所聞記錄一下，所以我寫的很隨便······後來是某個讀者將我零碎的記錄匯集到一起，取了一個『日記』的名字」。
說起方方日記，胡淼重複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這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他說自己沒有去「追」：被刪掉的篇章沒有專門去找來看；沒有在朋友圈發表過任何關於方方和方方日記的言論；也沒有和別人討論過。日記給胡淼的直觀感受是「確實比我寫的好，但是又沒有到和『作家』相匹配的那種很好」；這個印象也應證了胡淼的判斷：很正常，很普通，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真的要在她的日記和我的日記之間選來比較真實性的話，我肯定選她的」，胡淼認為方方一是身處武漢，二是人脈更廣，所以她的日記要比自己更有參考價值。問到「由私人到公開的信息準確性」，他直接回應「如果我寫什麼都要像寫論文一樣的，那就不用寫東西了」。關於「寫作受讀者影響」，作為寫者的他區分了「迎合」和「呼應」的區別：迎合是讀者想看什麼我寫什麼，越誇張越好；呼應是我把想說的說出來，剛好符合讀者的想法。而在「方方日記在國外出版」的爭議上，胡淼更覺得沒什麼好說的，「方方自己都說了那麼多了，我覺得她說的有道理。如果你不信，我也沒辦法咯」。
採訪途中，胡淼突然感嘆，「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方方日記受到這麼大的關注。如果有一百個方方，你還會挑其中一個來問我嗎？唉，真的是很可悲」。這樣的認知差異也存在於他自己的文章裡，「別人覺得我是憤青；我自己覺得我是個溫柔的人，或者至少說是很正常地表達。只是那些保守的人覺得我偏激而已」。
當正常的現象被稱為獵奇，那一定是社會出了問題。「我記得韓寒在《杯中窺人》裡面寫中國的女人纏腳，看到外國女人的腳會說『這個腳好大』，但那個腳並不大，只是正常大小而已。這和現在方方日記是一樣的。」
胡淼也遭受過和方方類似的經歷：因為「偏激」而被「攻擊」。四月四號清明節的時候，他把一些精簡的評論做成了一張圖，「我覺得就是一點稍微不一樣的聲音吧；結果就被噴了，噴的我一臉蒙蔽」。文章在閱讀量達到七萬多時被微信公眾號平台刪除了；後台湧進了諸如「你懂個錘子」、「傻逼公眾號」一類的近百條謾罵。隔日，胡淼的公眾號被舉報成功，封禁七天。
「最開始當然是越刪我越要寫；但是你是雞蛋啊，撞到牆就會碎」。在莫名其妙的第二次封禁後，胡淼變得更加小心翼翼，「覺得很徒勞，像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一樣」。在兩個微博帳號都被封禁之後，胡淼更加珍惜微信公眾號這個僅剩下的、可以表達自己的平台。他很怕，「不是『我怕你』的那種怕，而是『害怕失去』的怕；我真的很珍惜這個說話的平台」。
十多年前便開始使用公共平台的胡淼覺得一路走來「審查是越來越嚴格了，刪文的行為越來越普遍」。他在微博剛出來的時候買了一本匯集微博言論的書《微語錄》；最近把上面的一些比較激進的話抄到公眾號裡去發，結果很快就被刪了。「你知道我把那本書翻出來的動機是什麼嗎？」，胡淼笑著說，「因為我看到一條十年前的微博，寫『十年後網絡會更開放嗎？』，結果十年後看那條微博被限流了，哈哈」。
而對於「互聯網討論的分化與對立」，胡淼直到公眾號才有切身感受。「我覺得現在會分裂成兩波人。像我們這種——相對觀點不同一點、激進一點的人，就會更沈默了；不會奢求去罵醒那些人。已經很累了，懂的人就懂吧」
連續兩次被舉報封禁後，胡淼發表了一篇名為《寫在前面也是最後的話》的文章，其中最後一句寫到：「還是佛祖厲害，拈花一笑，你懂了便夠了，不懂我搬出三藏十二部也沒用。」
「謝謝，加油」，這是胡淼想對方方說的話。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王磊、陳彤、唐叔、老呂、小呂、小圓、葉妮、胡淼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