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如何建構共產黨於疫情應對中的領導地位和中國正面形象

類別：學術論文
作者：游善愉

引言

新型肺炎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由中國武漢爆發，更於三個月內擴散至世界各地。自武漢封城起，中國媒體均對疫情作出不同類型的報導，當中包括政府因應疫情推出的政策、疫情控制措施及醫院情況等等。自建國以來，媒體一直被視為「黨的喉舌」，因此它們除了提供重要時事資訊，也發佈對共產黨視之為有建設性的內容，包括有關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成就。《人民日報》作為中國報紙之首，而且是官方傳媒之一，它在是次疫情中也呈現出建設性內容的特徵，不時強調政府領導下抗疫事跡，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疫情的指控及質疑，人民日報也透過不同文章建構國家正面形象。本論文將利用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來分析《人民日報》由一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有關新型肺炎的文章，探討它如何營造出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及中國正面形象。

一、框架理論簡述

框架理論是由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於一九七四年提出的理論，解釋人們如何受不同的框架影響下理解事件的本質，這個過程是不斷於日常生活發生，而社會制度、教育、傳媒都紛紛建立不同類型的「社會框架」（Social Frame），人們於不同社會框架影響下亦會對相同的事件產生不同的印象或概念 (Goffman, 1974)。隨著媒體研究發展日漸成熟，框架理論也被不同學者使用作分析方法。在《The Sociology Project: Introducing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書中，美國社會學家Lynne Haney、Jeff Manza、Richard Arum（2015）也指出傳媒作為文化系統，記者及編輯在報導的過程中有按不同原則選擇、編寫或剪輯內容，他們其實建構了一個文化語境（cultural context），也是一種社會框架。幾位教授（2015）等都認為傳媒建造的框架都是不被認知地整理世界的本質供記者使用及讀者理解，有部分資訊被視之為重要而報導出來，有部分資訊則被忽略掉，可見社會框架代表資訊及信念如何於特定方法下呈現給大眾。

社會框架對大眾非常重要，高夫曼（1974）形容框架是協助人們在面對無數件有相同特徵而複雜的事件時，更有效地理解、分析、標籤、歸類的重要工具，是人類思考系統化後更有效管理經驗及對現實的認知（Yan, 2020）。在《Image, Reality and Media Construction: A Frame Analysis of German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中，作者也使用了框架理論探討德國媒體如何呈現中國形象，她指出框架的作用包括整理資訊、選擇並突顯部分資訊和傳達特定意思（Yan, 2020）。由於人類沒有足夠能力完全明白世界所有資訊，框架可令資訊簡單化再理解，而報導通過提供、重複、強調部分影像或字詞也可以令讀者只關注部分內容，社會框架也賦予了內容特定的意義，引導讀者選取事件的定義後循預定的方向思考內容，並進行道德批判及提議解決方法（Yan, 2020）。由此可見，社會框架下傳媒在發佈內容時也偏向某角度或立場，影響大眾對事件的觀感及反應。

傳媒主要受不同社會框架影響，媒體內部有組織架構、部門權力、組織守則、組織政治立場，媒體外部則有社會發展進程及方向、社會文化、法律及責任定位慣性（Tendency to locate responsibility）等等。若要從報導了解社會框架，可以觀察當中的關鍵詞、隱喻、概念、符號、例子、標語、描述、定形、圖像、來源選擇、引用話語、結論及數據等等，這些元素相輔相承下表現出一個中心意思供讀者理解（Yan, 2020）。

二、中國黨媒的發展歷史及職責

在本文中，「黨媒」是指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媒體，當中以報紙最為歷史悠久，因此它們也被稱為「黨報」，隨著社會及科技發展，黨媒也擴展至雜誌、電台、電視及社交媒體等領域。為了方便討論，下文將以「黨媒」一詞代表所有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媒體。

四川外語學院新聞傳播學院張春林教授（2009）在《受眾反撥與媒介變局：黨報群眾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一書指出黨報是政黨用予輿論宣傳、推廣政黨綱領、路線及政策的工具。中國黨媒在中華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前已存在，包括《新青年》、《勞動界》、《勞動者》等，而且受共產主義思想家馬克思的黨報概念影響，「按黨的精神進行編輯工作」來向工人階級推廣共產主義 (劉行芳、盧小波、劉修兵, 2016)，建黨後則創立了《紅旗日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直至新中國成立，中國黨媒結構變成以共產黨機關報如《人民日報》等成為核心，佔了全國報紙總數近六成 (張春林, 2009)。在一九四二年，《解放日報》發表《黨與黨報》社論中，「報紙是黨的喉舌」更是綜合了早期黨媒的內容特徵（劉行芳等人, 2016)，以政府政策及成就為中心，發動輿論宣傳為目的，而毛澤東於一九四八年也表示報紙的作用是讓群眾支持共產黨，達致「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的效果 (吳湘韓, 2020)，結果令黨報產生浮誇風格的內容 (張志安、黃劍超, 2019)，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淪為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煽動極左思潮及鼓吹個人崇拜的工具，但卻為社會帶來負面效果 (張春林, 2009)。

然而黨媒的輿論工作目的在時間的推移下也有變動，在毛澤東時期的「黨媒姓黨」的論調下，黨媒需透過宣傳增強群眾的黨性並解釋政府政策 (黃團元, 2016)；在鄧小平時期主張維護國家安全及輿論監督；在江澤民時期以「五個有利予」為中心的正確輿論引導：有利予推動改革開放、有利予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有利予鼓舞人民為國創業創新、有利予人民分清是非、有利予社會政治穩定；在胡錦濤時期，輿論工作成為了能夠影響共產黨執政地位的角色 (牛媛媛, 2018)，由此可見黨媒的存在目的由早期宣傳共產主義，逐漸演變成穩定社會及維持政府地位的工具。

現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在近年重提「黨媒姓黨」的論調，強調黨媒要政治堅定並增強政治家辦報意識，並以正確的輿論引導群眾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力量」，成為讓黨及人民放心的新聞輿論工作隊伍 (孟威, 2016)，職責是「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 維護黨的團結」 (楊凌華, 2016)，在十八大起，黨媒也被要求發佈正確的輿論，意指中國共產黨定下的輿論方針，以「團結、穩定、鼓勁」為主題的正面宣傳引領社會主流思想 (牛媛媛, 2018)，在二零二零年，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定下以「正面宣傳」為黨媒原則以「建設性新聞」作為媒體方針，不少新聞傳播學者及黨媒領導都發表有關的研究讓中國新聞工作者明白「建設性新聞」的定義及應用。作為黨媒之一的《北京日報》，其群工內參部主任賴薇(2020)將此類型的內容名為「建設性輿論」，意指黨媒需有大局為重的意識，配合政府的工作發佈有建設性的訊息，避免激化事態而產生社會不良反應。根據中國青年報社編委吳湘韓（2020）的文章，「建設性新聞」即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正面報導為主、輿論監督要積極向上及鼓勵群眾參與社會治理、消除政權的不利因素及緩和社會矛盾，達致定國安邦的效果。

三、黨媒透過建設性新聞構建共產黨及中國正面形象

國家形象是無形的存在，是人們對國家的歷史認知或對其未來的幻想而構成，所以國家形象是由國家特徵認知、感情和因而引起的反應三方面組成 (Yan, 2020)。國家形象也可以受社會框架影響，如第一章介紹的框架理論，群眾對自己國家的形象可以透過社會制度、教育、傳媒等了解，因此黨媒由於直屬共產黨管理和歷史責任，也存在發佈強調國家正面成就內容的現象，如宣傳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一帶一路戰略，這些中國故事都是黨媒建造中國正面形容詞及得到大眾以致國際認可的內容 (孟威, 2016)。

建設性新聞是黨媒為中國群眾提供的社會框架之一，黨媒首先按照守則或工作慣例進行採訪，然後再選取合適的片段或話語來凝造有建設性的角度，希望為讀者帶來正面訊息如共產黨對國家的貢獻精神、政府人員為社會安定的努力、改革開放為人民生活帶來的進步，黨媒選擇的採訪對象較多為政府官員或社會有民望的人士，也以較長篇幅描述社會成果，並向讀者教育政府如何解決社會問題。讀者受建設性新聞對共產黨及國家正面描述影響，在潛移默化下產生認同感。

黨媒於中國社會中是具權威性及強大影響力，為了減少與群眾的距離感，建設性新聞也增添正面的日常生活資訊來得到受眾主動認同，例如報導的主人公是普通市民，著重誠信、敬業、友愛等的行為 (阮璋瓊、尹良潤, 2013)，利用煽動讀者情感的文字圖片、熟悉的價值觀和共同回憶引起情感共鳴，並且把個人故事和國家發展連繫上，即使是有關國家、民族、社會發展較宏觀的主題，也插入平民化的情感敘事來讓讀者產生共鳴。

黨媒也擔任了引導國際輿論的角色，張春林（2020）認為西方社會和中國存在的意識形態對峙及利益衝突，令外國一直對中國社會實況存在偏見，甚至於近年發明了「中國威脅論」一詞，為了防止國外言論影響中國國際形象或國內人民的信心，需要國內黨媒發佈正確輿論以保障國家安全，並和外國媒體抗衡，由此可見中國黨媒不只應對國內民情，也面對國外質疑，以建設性新聞達致共產黨及中國正面形象。

四、新型肺炎下黨媒角色

自疫情由武漢爆發，中國群眾不斷從社交網絡接收到大量消息，當中有真有假，黨媒作為權威性的媒體自然受中宣部要求進行有建設性的輿論監督和引導的行動。在二月份，中宣部要求黨媒加強正面宣傳（生動講述醫護人員及社會人士的感人故事），營造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輿論氛圍 (馬秀, 2020)。眼見社會存在焦慮、恐懼的氣氛，黨總書記習近平也要求黨媒要加強人民信心，溫暖及團結民心以維護社會穩定 (廣電實戰, 2020)。

在疫情期間，黨媒的建設性新聞層出不窮來穩定人心，例如北京日報密集推出評論員交章、新聞時評等加強傳達疫情實況及防疫方法，標題也使用帶正面及鼓勵的字眼，如《病毒無情 首都有愛》等，在社會因疫情產生恐懼情緒時發表名為《防控從嚴不是「疫情失控」！首都「戰疫」就該最高標准最嚴要求》，是為了「痛批『故作驚人之語』的絆腳石」 (范三成、毛穎穎, 2020)。北京師範大學張洪忠教授發表的《官方渠道、人際傳播、自媒體: 有關新冠肺炎疫情的傳播渠道公信力分析》也指出他們發現官方媒體得到較強群眾信任，由於黨媒是政府職能的延伸，市民對黨媒和對政府的信任是相輔相成的 (張洪忠、梁爽、王競一, 2020)。

在面對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黨媒也反駁外媒的報導和鞏固市民對共產黨及政府的信心，北京市記協原常務副主席范三成（2020）形容國際輿論因新確肺炎產生「用心不良、借疫抺黑的論調」，黨媒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有責任「抗謠、抗黑」，因此北京日報發佈多篇名為《「零號病人」「實名舉報」大謠背后的陰謀，誰在趁疫亂華？》、《《華爾街日報》為何死不道歉》來駁斥外國傳媒的文章，同時也發表《風雨還是晴空人類終要共同面對》、《讓抗疫之戰成為提升國家治理的契機》《在“應戰”中迸發更強大的中國力量》、《在全球“戰疫” 中互助互鑑揚長補短》來讓國內群眾了解中國於是次抗疫戰中與外國相比之下的優點，維持群眾對政府的信心 (范三成、毛穎穎, 2020)。

五、分析及研究方法

新型肺炎於爆發初期時只發生於武漢，因此一開始僅屬於城市級別的街生事件，直至疫情嚴重而導致武漢於一月二十三日封城，史無前例等疫情防控手法引起群眾強烈反應及討論，作為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才發佈相關消息。因此本論文研究相關題目時，將利用框架理論分析自一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二十三日出現於人民日報中有關新形肺炎的新聞報道，需要分析的報導發表時間需達三個月，是為了明確顯示出《人民日報》在疫情推移下的報導如何構成不同的共產黨及政府形象。

本論文分析的內容有國內疫情報導及國外疫情報導兩類型。國內疫情報導分析將包括政府及黨幹部引用部份在整篇報導的佔比，並和專家或市民引用部分作對比，報導中出現有關共產黨及中央政府的形容詞、照片等，從字詞性質及影像角度分析《人民日報》報導中是否出現典型建設性新聞特徵，有否建構出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國外疫情報導分析則集中於提及外國政府人員/傳媒對中國評價的新聞報道，並分析字詞性質，同時也分析《人民日報》報導有關國外新型肺炎情況時出現的形容詞性質，以了解《人民日報》為國內讀者建構出什麼類型的中國國際形象。

六、研究結果

1.報導主題佔比

新型肺炎爆發之時正值除夕及春節，因此《人民日報》一開始的文章主題與慶祝新年及新型肺炎相關，但隨著病毒快速擴散及感染人數增加，新炎肺炎的報導數目也顯著提升。經過按主題歸納，以下是《人民日報》有關新型肺炎報導的常見內容：

一）中央政府對疫情防控的政策/指示/通知 二）統計 三）政府人員對抗疫情的實況描述 四）時事評論 五）外交關係 六）疫情下群眾的生活記錄 七）預防病毒的方法及科學知識

以下是根據上文常見主題分類，統計《人民日報》於疫情爆發後第一個星期（一月二十三日至一月二十九日）及疫情爆發後一個月所發表的文章佔比：

從統計結果可見，《人民日報》用較大篇幅報導政府政策，也不斷描寫政府人員在抗疫時的工作情況和態度，讓讀者在了解政府防控工作的同時，也從實況描寫明白醫護人員或黨幹部在抗疫時遇到的狀況及挑戰，但對疫情統計、群眾生活記錄和實用知識等的篇幅卻每日平均不到一成，由此可見《人民日報》的內容並不是集中於新型病毒本身的影響，反而是集中於政府人員如何面對疫情，在篇幅的分配下，讀者會對政府產生正面的形象，因為他們會認為政府出了大量力量及位於主導角色調動資源，反而最受疫情影響的群眾生活卻被輕視。在《人民日報》中出現的負面消息如在疫症初期地方政府瞞報、被政府噤聲的「吹哨人」李文亮醫生被訓誡等都沒有被報道，直至李文亮醫生因新型肺炎去世引起群眾在社交媒體激烈討論，《人民日報》才於二月八日發出名為《國家監委派調查組赴武漢就涉及李文亮醫生有關問題作全面調查》的報導，而且內文僅有一句 (姜潔, 2020)，這個趨勢由一月份到四月份也持續下去。

《人民日報》於一月二十七日起報導領導人和外國政府代表對話的新聞如《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電話》 (人民日報, 2020)等，但篇幅通常較國內疫情報導少，並以外國政府關心中國疫情及祝福的論調的直述式報導為主，但在二月份起，相關的新聞類型增加了中國為國際社會進行貢獻、世界各國需要共同努力防疫、外國政府代表及市民為中國人民加油的評論文章等，報導形式的改變代表《人民日報》由直述式報導轉為建構中國國際形象，這個趨勢也一直持續至四月份。

從國內疫情報導的文章中可見，《人民日報》在新型肺炎期間依然保持其黨媒工作，發出建設性新聞來保持社會穩定，強調正面消息及減少報導會讓社會產生對政府不信任的資訊。在國外疫情報導則發現，《人民日報》的文章著眼於中國在世界的正面影響力和反駁外國指摘中國的輿論，和昔日引導國際輿論的角色一致。

2.採訪對象佔比

根據框架理論，傳媒選擇採訪對象時也有受機構內外的社會框架影響，由於《人民日報》是屬於中央委員會的全國性機關報，它的採訪對象也以中央政府主要官員為主，因此有全國性的政策或指示出台時，《人民日報》必定會發表詳細報導供地方官員及全國讀者閱讀。為了方便研究，《人民日報》於二月二十七日的文章會被集中分析，因為它是於平日出版及發表了全部七種報導主題，可更準確計算出採訪對象的佔比。

由採訪佔比可見，《人民日報》在新型肺炎期間保持採訪領導人及政府幹部，並於文章加插他們的話語，它也在記錄醫院中新型肺炎病者的情況時也訪問醫護人員及學者，因此他們的出現次數也與政府官員相近。為了讓群眾產生共鳴，普通市民於是次疫情中的出現次數也有增加，但他們多是新型肺炎患者、醫護人員的家屬表達思念或表達對政府是次防疫工作的感謝，也沒有深入探討是次疫情如何影響民生或令基層市民遇上什麼類型的問題，可見《人民日報》雖然按建設性新聞原則加入群眾元素，但並不視之為是次疫情中最重要的採訪對象，定下抗疫工作的政府及身處前線的醫護人員方為報導中心，透過強調大量基層幹部、醫護人員及學者因應政府及共產黨的號召加入抗疫團隊，再加上「共產黨等於政府」的思想一直存在於中國群眾認知，《人民日報》有效地令讀者產生共產黨是對抗新型肺炎的領導者的形象。

在外交及國外事件報導方面，《人民日報》有持續地發佈中國領導人/中央官員頻頻與外國政府代表溝通、交流抗疫物資及心得的內容，例如《中國展現了驚人的集體行動力與合作精神》 (張朋輝, 2020)、《友鄰擄手 共克時艱》 (柴文睿, 2020)，在文章中引述的外國人士主要是來自世界衞生組織及中國與之友好的外國政府代表，於新形肺炎中頻頻質疑中國防疫效果及可信性的美國政府代表等均沒有特別引述他們的語句，除非是主動回應來保護國家形象，例如《美國在中國抗擊疫情中表現如何？》 (吳楚平, 2020)。按框架理論分析，《人民日報》是特意選取對中國有正面情緒的外國政府人員及專家的資訊，忽略任何對中國抱有負面印象的對象，才有效地建構出中國正面國際形象。

3. 文字描寫及形容詞分析

由於文章數量龐大，在這部分會僅選取於二月二十七日發表，各屬不同報道主題的文章，並抽取部分句子作分析，並用綠色標記帶有正面意義的部分。

從標明的文字中可見，《人民日報》是不斷使用帶有褒義及鼓舞的形容詞，即使一系列採訪文章也出現這個特徵： •新春走基層 •來自疫情防控一線的報道 •讓黨旗在防控疫情鬥爭第一線高高飄揚 •我們在行動 •一線抗疫群英譜 •應收盡收，刻不容緩 •我是黨員，我先上 •患難見真情，共同抗疫情 •不獲全勝不收兵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 •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

《人民日報》使用這些正面字詞多是有關基層幹部及醫護人員在抗疫時的情況，以呈現眾人齊心抗疫、無懼辛苦地保障人民健康。此外，《人民日報》對中央政府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正面形象建造也同時進行，從表格4中可見有不少醫護人員表明自己是共產黨員，有責任成為「抗疫先鋒」及領導需要受保護的市民抗疫，文章更有受訪者受共產黨員感動而申請入黨，方可以貢獻更大力量 (汪曉東等, 2020)。以上的文字都是為了突顯出共產黨在領導群眾，即使是醫護人員也是應共產黨的命令和發佈的任務奉獻，群眾健康受保障是有賴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有完善的制度。

《人民日報》塑造出來的國家形象也可從時事評論和外交關係兩種主題一覽，表格4中已列出較常用的文字，突顯出中國政府在自身防疫的同時保障了國際衛生安全，《人民日報》從疫情初期已堅持這個立場，並運用一系列詞語如「命運共同體」、「共同合作」、「共同作戰」、「疫情無國界」，構建一個負責任、友好的國家形象。然而隨著新型肺炎病毒由中國擴散至世界各地，各國的確診病例快速增加，中國面對外國政府的質疑，當中以美國政府反應最大，眼見及此，《人民日報》國際輿論引導工作開始轉載支持及讚揚中國防疫工作的外國新聞或評論，例如在二月五日的文章《「在這一時刻，所有人應當團結一致」——國際社會反對對疫情採取過度應對措施》就列出了新加坡、西班牙、俄羅斯等媒體支持中國的新聞，《人民日報》也同時強調中國被部分國家針對，但依然願意和各國放下成見合作，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文章 (吳楚平, 2020)更是主動點名批評外國政府：

4. 圖片分析

《人民日報》於新型肺炎發表的圖片多是有關政府幹部和醫護人員在抗疫時拍攝，讓讀者更容易身同感受及明白抗疫的困難，但圖片中依然帶有共產黨和中國特色：

這些圖片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元素，讓讀者感受到兩者於抗疫中支持群眾，而總理李克強的位置也突顯出共產黨較高的地位，有能力指導幹部及政府官員，在中國領導人和世衛總幹事的合照，是因為世衛總幹事被視為是認對全球疾病的領導者，和共產黨領導人握手，也是想表達中國負責任地提供訊息及協助外國對抗疫情。這些圖片都有效地建構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中國正面形象。

七、結語

透過框架理論的原理，本論文分析了《人民日報》在新型肺炎的報導，當中的主題佔比、採訪對象佔比、文字性質、圖片性質都顯示出《人民日報》因作為黨媒，受到例如歷史責任、權力擁有權、群眾對其聯想定形等社會框架影響，導致內容選取、採訪都偏向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為主，透過強調或忽略部分消息，再用有導向性的文字、圖片等使文章容易帶有正面宣傳的意思。這些建設性新聞都形成一種特定的社會框架，並與其他社會框架包括教育、傳統、文化等相輔相成，讀者會產生「共產黨是抗疫領導者」的認知，同時認為中國於國際間受到多國支持，有非常正面的形象。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