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的「文人辦報」：先是報人，再是文人
文／殷木子
從清光緒19年（1889年）的官宦之家，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的浦江之畔，胡政之的一生見證了近代戰爭的硝煙。其幼年在私塾中受到中國傳統教育，後入省立學堂接觸自然科學，青年留學日本習得法律及西方政治思想，透過《朝日新聞》接觸到現代新聞理念。至1911年歸國，胡政之已具備了國際眼光，尤嚮往自由主義和議會民主制度，也胸懷儒家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15年後，其與張季鸞、吳鼎昌合辦的新記《大公報》，被譽為近代中國報業史上「文人論政」的最高峰。
1912年，23歲的胡政之初入報業，在上海《大共和报》從事日文翻譯。他很快在1915年的中日簽署「二十一條」事件上顯露出新聞嗅覺和素養：他親臨北京會議現場，廣泛交際以拓寬消息來源，靠多國語言能力親自採訪，又能熟讀外媒消息以相互應證。發回的80多篇通訊中，雖部分帶有評論色彩，亦展現記者的素質。
新聞專業主義的理想
1916年，胡政之首入《大公報》，任經理兼總編輯，卻發現報內充斥著「記者先生運用其头脑所创造」的「秘密式新闻」 。胡非常不滿，一上任便解雇了六個「記者先生」，只留通曉總統府消息的一人，又聘用林白水等有經驗的報人，亦在多地新增記者以得到一手通訊。1917年元月3日，胡政之在《大公報》上發表《本報之新希望》，明確新聞應以事實為根據，而後有多篇社評抨擊當時捏造新聞的風氣。
這一時期，胡政之相繼對《大公報》進行多面革新。排版上，左右兩欄書冊式改為多欄，設置不同字體大小豐富版面；內容上，新聞與社論的版面分開，並新增話題板塊若干，注重信息高質多元。彼時報館由皖系軍閥資助，雖然也產出過對皖系有利的報道，不過胡政之的編輯工作鮮有受到政治阻礙，改良舉措也順利推進。
1919年，胡政之遠赴巴黎和會採訪，讓國際事件第一次有了一手的中國新聞視角。胡作為記者撰寫會議「實記」的同時，又不免憤慨於眼前列強專制的格局，發出「國之不可不自強」的慨嘆。此後的一年，胡繼續在歐美遊歷，看到西方新聞業對政治事件的專業報道，深感報紙應有「改造」之用，即在普通民眾和政治議題間架起橋梁，幫助國人打破和世界的隔閡。回國後，胡增加國際新聞數量，普及準確可靠的「世界知識」，冀望教化民眾以使國家進步。
任人唯賢 市場化的經營管理
1920年起，皖系逐漸失勢，報館主持王郅隆出逃，胡政之被迫中斷了在《大公報》的事業，也意識到報刊依賴政治資助非長久之計。到了1926年胡政之與共事的張季鸞、吳鼎昌以新記公司名義再接手《大公報》時，三人便特別約定，資金由吳籌措，不再額外募款。
胡在《大公報》未完成的改革得以延續。評議選題、發行經營、研究時事，樣樣兼顧的胡政之每日都在報館忙碌。由於內容優質，《大公報》的發行量很快呈幾何數級增長，不到一年收支平衡，胡政之的新聞市場化邏輯成功運作。不過與如今的市場化媒體不同，胡政之始終對廣告保持警惕，生怕資本干預報紙的獨立性。除了改善影刷機器等硬件設施，胡將一大部分收益重新投入到內容產出，為吸引和勉勵優秀記者，他給出了高額薪水和股份分配，也制定了《職工任用及考核規則》等人事制度。
在這樣的環境下，從《大公報》裡走出了一代新聞人才：胡政之啟用范長江的提議，使其成為深入中國西北角報道紅軍長征的第一人；在國聞社擔任抄寫員的徐鑄成因為一則諫言被胡政之相中，日後培養為記者；二戰時期，蕭乾被胡政之動員離開象牙塔，奔赴歐洲現場……在任用記者時，胡政之有意避開有政治牽連的人員，但至於引入與共產黨有聯繫的記者，據蕭乾回憶，是為了擴大相應群體的受眾。
曾於胡政之共事《大公報》的記者陳紀瀅曾說：「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 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並且創造了一些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只有胡政之一人。」而胡政之的「求利」，是由於他一早認識到經濟獨立和採編自由的關係：「一份理想的報紙，要兼顧營業與事業。營業能獨立，始能站在超然的地位，不為他人所左右。」在後續時局的動盪中，報館沒有重蹈1920年的覆轍，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分佈各地的記者讓胡政之迅速遷址，建立多個分館，在保證報館運作的同時，也正式讓它成為一張全国大报。
報刊獨立與政治牽連
胡政之言「辦報的要和政治保持一定距離」，也為此和與蔣介石有深交的張季鸞有過分歧。而現實中，胡政之自身並非「超然者」，其與政治人物打過不少交道：父輩於安徽省內知縣的官位，奠定了胡與皖系軍閥的良好交情；正式入職《大公報》前，胡在段祺瑞政府任內務參事；1920起加入的國聞通訊社也離不開孫中山等政客的資助。
對此胡政之自己解釋道：「我與社會上層人物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這樣對於事業是有利的。」憑著與政治人物或親或疏的關係，胡政之往往能先於他人爭取到第一手採訪資源。1917年張勛復辟，《大公報》輕而易舉接觸到出兵討伐的皖系首領段祺瑞，一度提供了有關復辟的「獨家消息」，風行一時；1930年中原大戰後，胡政之憑藉與張家的聯繫，第一時間發回張學良決定助蔣的消息。在流傳下來的時評上，無論面對初期出資的皖系軍閥，還是後期關係緊張的蔣介石，胡都各有褒貶。
1941年張季鸞去世後，脫離張、蔣兩人的交好，國民黨對《大公報》的施壓加重，幾度勒令其停刊。不過胡政之麾下批評政府的言辭也愈發激烈，亦正面反抗政府拘捕記者的行為。據其子回憶，胡拒絕了多次從政邀請。
在這執掌《大公報》的最後八年，胡政之亦有爭議之舉。1943年，抗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其將「不黨」和「不賣」從創刊的「四不」要義中刪去。胡解釋道：「『不黨』可歸入『不私』，『不賣』可歸入『不盲』」，也將「大公」明確指向了團體事業和國家利益。不久後，他又向蔣介石購買20萬美元的公價外匯。一說為其晚年投蔣的「證明」；也有《大公報》舊人解釋此舉雖背棄「不賣」原則，卻是出於報紙財政困難的原因，以及便於添置新的進口印刷設備。1946年，胡政之參加蔣介石的國代會，事後自言受迫於蔣：「為了《大公報》的存在，我只好做個人犧牲。」
文人論政與「大公」的絕響
胡政之不僅是一位記者、編輯、辦報人，也是評論者。從「五四運動」後對新中國發展的期望，到日本侵華時期試圖調和國共矛盾，再到抗戰時期「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胡政之在不同的時期並不避諱發表政治觀點。胡回憶道，當年接手《大公報》，就是秉持著「文人論政」的初衷。在從事報業的近40年內，胡政之以筆名「冷觀」發表時評數百篇，也常在報館內和各地發表演說。
除了其自身及報社同人的評論外，新記《大公報》也呈現出多元聲音。例如1931年日軍侵華，《大公報》的評論風向雖偏向蔣介石，但也如實報道學生運動的情況，並刊登讀者對報紙的批評。為此在中國「文人辦報」的領域研究中，有學者將胡政之細分為報人，而非辦報的文人，因為他沒有將自己知識份子的觀點凌駕於新聞專業之上，亦未忘經營管理的實務。
胡政之反對壓迫言論，而相信在事實的基礎上，一個「健全而合理」的公共輿論可以被引領，讓中國社會得到解放。這與其「新聞者天下之公器，非記者一二人所可私，亦非一黨一派所可得而私」的辦報理念相輔相成。
到了1948年，內戰正酣，《大公報》堅持「走第三條道路」的傾向被兩面夾擊。胡政之亦感政治力量對報刊的影響愈發深重，逐漸將目光投向香港和海外，為復刊投入大量精力。查良鏞對這個六旬老頭在香港的工作間裡「夜以繼日，不辭勞苦」印象頗深。就在此時胡突然病發在《大公報》總經理的崗位上。
次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虹橋醫院逝世。中國現代文學史學者謝泳說，「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胡適語）開始謝幕。」那一年3月，《大公報》在創刊地天津「拋棄臭招牌」，改組為毛澤東提名的《進步日報》。6月上海版復刊詞中，檢討過去40餘年的《大公報》是反動的「官僚資產階級」。香港版迅速由中共港澳工委會接管。
又過了27年，文革結束，對《大公報》的政治定性聲逐漸消散，但新記《大公報》最後一任總編輯王芸生已然煙滅了重來的希望：「今日的喉舌已不再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