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互联网把心理咨询师送到江西小镇

文／王子诣

“问题儿童”与“问题家庭”

禾川镇很小，在镇上开车从东跑到西都不消20分钟。它所在的江西省永新县，东西南三面环山，仅有北部延伸出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向外面的世界。这里没有高铁和火车，人员进出都靠大巴和私家车接驳，前几年，刚刚有条高速公路连接到了这里。2018年，永新刚刚脱贫，禾川镇算是其中最繁华的镇子。

舒怀和薇薇就是在这个镇子上，做着心理咨询的工作。而心理咨询的对象，通常是镇上的青少年们。

这些少年少女们，有的厌学，有的抑郁，有的沉迷游戏。他们大多失学在家，作息紊乱，不与人交流，被父母强制送来做心理咨询。尽管表现不同，根源却差不多：据舒怀观察，要么是父母控制欲太强，要么就是幼时缺少陪伴。

禾川镇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小镇，在这么一个46.71平方公里的小镇上，分布着9所小学，6所中学和1所职业学校。这里没有大学，如果你想上，就必须杀出重围考出去。

县城里的家长们相信学习改变命运，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如果他们考上好大学了，就可以走出县城，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每一年高考季，县里的状元是谁，谁家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谁家孩子又考上了985，都是人尽皆知的大事件。孩子考上了，街坊邻居和亲戚都能沾光，家里要摆酒席，社区里指不定会贴一联横幅在门口：“热烈庆祝xxx考上xxx大学！”

然而，在这些“成功孩子”的背面，是那些被家长寄予太高期望，被过度控制，被反复拿来跟其他家孩子比较，又或是努力过却不被认可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关心成绩和排名甚于他们内心的感受，最终在青春期和更年期的双重发酵下，诞生出了一个个“问题儿童”和一段段破碎的亲子关系。

这里也有不少留守儿童。在舒怀的观察里，由于县城收入水平较低，一些父母为了赚钱，经常跑到广东深圳或者是江浙一带打工。在第一个孩子断奶之后，他们出门打工，过两年之后，再回家生第二个孩子。此后他们再次出去打工，两个孩子就托付亲戚或长辈照顾。孩子到了三年级，本该是培养学习和生活习惯的时候，但由于缺少父母的引导和关爱，就很容易“长歪”，也很容易缺乏安全感。等这些孩子上中学，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一些，就成为了所谓“坏孩子”：男生斗殴打架、逃课去网吧、搞小群体；女生谈恋爱、化妆打扮、炫耀男朋友。

这时候，他们已经大大超过了爷爷奶奶的掌控范围。即便是父母回来管教，也于事无补——父母的教育方式大多只有打骂。无奈之下，父母将这些“坏孩子”送来做心理咨询。不过，舒怀说，他们带过来主要还是希望孩子能变“好”，能“走正道”，乖乖回去读书上课，而不是关心孩子的心理状况到底如何。就她所知，县城留守儿童的比例达到了30%，而前来咨询的青少年中，留守的比例则超过了六成。

五年前，舒怀和她的女儿，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家庭”。那时她已是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中学语文老师，却在和女儿的亲子关系中束手无策。舒怀从小要强，在成为母亲后，也每天督促女儿做功课。女儿不像她，天性散漫，小学时成绩还不错，初中开始下滑，此后和班上同学差距越来越大。舒怀为此着急上火，有时女儿想和她吐露心事，她也完全听不进去，只会一边边和女儿说：“你好好学习就行了。”久而久之，女儿就也不愿再跟她讲话。

最焦虑的时候，舒怀失眠、厌食，体重蹭蹭蹭往下掉。她找到自己之前的导师，亦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导师建议她去考个心理咨询师证，也许能帮助她调节心理状态。舒怀想，这也是个给女儿做的好好学习的示范，于是，她开始了心理咨询师的道路。

互联网是他们寻找心理咨询的第一入口

舒怀刚考证那会儿，城镇的心理咨询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一方面，线下咨询资源极其匮乏：城镇里没有精神专科医院，医院里也很少设立心理诊室，更没有个人心理咨询室。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度普遍较低：大多数人谈“心理”色变；就算家里有谁真出了点心理问题，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外说，毕竟镇子这么小，稍微传出点什么事就会弄得全县皆知。在这种条件下，城镇心理咨询的发展不容乐观。

线上平台的穿针引线打破了这个困局，镇中隐秘的心理需求有了倾诉的出口，舒怀和薇薇也有了真正实现她们第二重身份的可能。

从学习到考取证书到真正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舒怀花了两个月。

考取证书后，舒怀常在心理咨询线上平台根据语音和视频教程自学提升。前几年，她对精神分析特别感兴趣，就去这几个平台上搜曾奇峰老师的个案、理论和书籍来看；这几年她看具体案例多一些，就会时不时平台上打包购买一些课程和督导的示范，或者预约专业的督导师共同分析遇到的个案。

舒怀发现，很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根源在上一代。而小镇的中年夫妻，亦有很多饱受婚姻关系的困扰。有的在育儿上产生理念分歧；有的妻子常年在家做家庭主妇，进入更年期，丈夫却很少回家；有的配偶由于经济或者社会地位的提高，导致出轨。

并不是所有出了问题的家庭都愿意向咨询师求助。薇薇认为，原因也许是，县城范围小，熟人圈狭窄，口耳相传。人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同时担心：我现在跟你讲的事情，待会儿会不会被你传出去？

这样的心态背后，是小镇对于心理咨询的陌生，以及心理问题在中国广袤乡镇地区的长期污名化。不同于城市，来访者能够正视自己的心理状况，知道焦虑、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等都属于心理问题的范畴，心理咨询不过是正常的心灵保养而已；在小镇，人们通常认为心理问题就等同于精神病，得送去医院的心身科治疗。

而小镇上的人能在家门口附近找到心理咨询师，第一入口却是从互联网上，他们从舒怀在网站、微信公号等平台上留下联系方式，通过留言和电话，找到她，向他倾诉自己的苦恼。

相比在城市，他们更愿意与舒怀线上建立联系，约定线下见面。来访者大部分是家长，他们学历不高，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找来。舒怀时时都能感到小镇和城市居民思想观念的差距，有时这也体现为一种局限性。“可能因为小镇人们总觉得见到你真人，我才能放心。”舒怀说。

舒怀发现百分之七十的来访者都把寻找心理咨询当做求救的几乎最后几步，他们网络平台找到自己，既有试试看的意思，也抱有很大的勇气。

舒怀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来电者是一名做泥水匠的农民工，他的女儿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问舒怀什么时候有空，他想带女儿去见见舒怀，让她帮忙开导开导。等线下见了面舒怀才知道：对方因为女儿的情况非常着急，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打了电话。经过安抚，女孩儿的心情平复了一些，舒怀才离开，这也算是扶了一个处于冲动中的青春期女孩一把。

虽然薇薇入驻时间较短，接手的案例不多，但她还是坚持在平台上回答来访者留下的问题。在现实工作中，她其实是看不到人们的心理问题的，在互联网平台上，她才发现在正常的社会运行轨迹之下，潜藏着这么庞大体量的心理诉求。

在小镇上，知晓城市人的烦恼

舒怀和薇薇除了通过平台接触本地的来访者，也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外地的来访者。这种时候，她们就需要通过QQ、微信等社交软件与对方进行线上咨询。

而线上咨询直接免除了线下复杂的过程，直接切入主题走流程。

“您好，欢迎您进入专业心理咨询中心，我是舒怀，请问您怎么称呼？”

“请您编辑一段文字，把你的主要情况发过来，我来评估一下。”

这两句话是舒怀在线上与来访者接触最常用的开场白。

“线上心理咨询一板一眼一些，线下自由一些。”舒怀说道。

除却咨询形式的改变之外，屏幕与网络塑造的“安全距离”，一方面让来访者更容易打开心扉，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来访者的信任度和回馈度。

薇薇就有这种感觉：线上咨询的“安全指数”更高——网络所带来的虚拟距离能帮她免去可能的肢体冲突，也让她和陌生的来访者之间留有一定的隐私空间。

不过，如果是面询，薇薇可以通过观察来访者的外貌、衣着、神情、精神状态来判断对方的性格和问题，也可以根据对方的反应来调整接下来问题的方向。但若是线上咨询，薇薇并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信任自己，也不知道对方说的话有几分真假；倘若是文字咨询，她甚至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语气，而她自己语气的传达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彼此沟通的障碍。

相比薇薇而言，舒怀在线上遇到的阻碍可就更令人“窒息”了。

她曾经接触过一个被父亲推荐过来的来访者，对方有较严重的社交障碍，总感觉自己时刻被人注视，平常走路的时候总会产生幻觉，觉得后面有人在追赶着他、要害他。虽然对方也住在禾川镇，舒怀却无法与之面询，只能通过微信文字交流。当舒怀和往常一样询问对方的感受和困惑，对方却完全不予配合。

在那一个小时里，不论舒怀如何挑起话题、好言相劝，对方回复的信息不超过15句话，并且大部分都是像“哦”、“好”、“可以”之类的语气词。谈到这一段经历，舒怀止不住叹气：“真是好难过好难过，但你又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在，对方事后又重新回看她发过的文字信息，现在的精神状况还是有所改善。

从特殊教育学校里习得“共情”

“有时候，我也觉得，小镇就像一个封闭的湖一样，如果没有很大的事件，在这里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薇薇说，“如果不是自己家里有谁心理问题比较严重，或者出了小孩因为心理问题跳楼的新闻，大家是不会去关注心理健康这回事的。毕竟人们更容易关心跟自己有关的事物，就算有的时候能刷到一两条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讯息，但因为与自己关联不大，和自己之前的认知也不同，刷完之后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

在做心理咨询的副业前，薇薇是在县里的特殊教育学校当老师，班上有自闭症儿童，有脑瘫儿童，有智力低下的儿童，也有聋哑的儿童。薇薇常常感到，尽管这些孩子在身体或精神方面有一些残缺，心思却比一般孩子敏感细腻很多。

有一年临近父亲节，薇薇讲课时随口说到：“爸爸都是非常爱我们的。”话音未落，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小男孩突然小声啜泣起来。薇薇说，那个小男孩平常都并不爱哭，当时在课堂上也没有其他小朋友欺负他。后来一问才知道：小男孩的爸爸在外面打工，一年只回来一次，她说的话让小男孩想起自己的爸爸了。也有一些失聪的孩子，有时候会跑过来问薇薇：“老师，刚刚有一些人在盯着我看，他们是不是在议论我？”

这些孩子也因而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她从他们身上，也能看到当年那个敏感自卑的自己：父母外出打工，她被寄送到重男轻女的伯父家，只有当时的小学班主任，愿意倾听她的心事。她希望自己能成为像班主任那样的人。来到特殊教育学校任教后，薇薇想，如果我懂了一些心理健康的知识，是不是就更能懂孩子的心理了？于是她也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但身边人依然无法完全明白，心理咨询师到底是一份怎样的职业。在薇薇的父母眼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和教师资格证、金融分析师证还是法律职业资格证，并没有多大区别。但薇薇和舒怀都能清楚地感知到，这份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巨大改变。她们反复提到了一个词：共情。

刚来到特殊教育学校，薇薇很不适应。孩子们的领悟能力较差，有的话她无论重复多少遍，孩子们似乎都记不住。一开始，她不能理解，一会儿怀疑是孩子们故意气她，一会儿又害怕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才教不了这些孩子。她自己有压力，又不敢让同事知道，就只能偷偷地躲着哭。在接触心理咨询后，她逐渐理解了孩子，也理解了自己：“孩子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让你生气，再加上她们本来情况就比较特殊，不听话也不一定是因为我能力不够。我现在觉得他们只要在这里快乐学习就好了，成绩什么的都不重要。”

她不仅能够共情孩子，也能共情他们的家长。好几次，她听家长聊小朋友的家庭情况，听着听着，和家长一起哭起来。她相信这种共情是双向的，“当我理解他们不易的时候，他们也懂得体量我工作的不易，都是相互的。”

对舒怀来说，这种共情是从对女儿的倾听开始的。从事心理咨询五年后，女儿的成绩并没有像她想象的，由于受到鼓舞而飞升。但现在，她已经没那么在意女儿的成绩了。接触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心理案例，舒怀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教育心态是不健康的。

“其实她本来性格就不随我，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是我总在后面推她让她去拼命上进，达到我所满意的状态。她当时还那么小，才初中，就要承受我施加给她的那种压力，也是不容易。”舒怀说，“我之前觉得她作为我的女儿一定要有出息，现在就觉得她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就好。”

女儿悄然发现，那个过去只关心学习、推着她往前走的妈妈，竟然愿意坐下来听自己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