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霧中的方方日記:透過八個武漢人的眼睛

迷霧中的方方日記:透過八個武漢人的眼睛

類別:深度報道
作者:唐茶堇

引言

武漢作家方方在封城後開始記錄她所經歷的武漢疫情,從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一共記錄了六十篇。日記最開始在微博上發布,後由於方方微博被封,又在方方的朋友二湘的公眾號上更新。日記從一開始便備受關注,隨著疫情的發展和日記的更新,各方學者也參與到了討論之中;方方日記儼然成為新冠疫情中現象級的、全民參與式的事件。日記中所涉及到的對政府的批評、疫情下的生命逝去,以及方方本人的「特權」和她相對激烈的微博發言,都成為網絡輿論討論的焦點。而隨著事件的推進,方方與方方日記的討論逐漸變成了「支持」與「反對」的二元話語體系,變成了「說真話的良心」與「舔美賣國賊」之間的爭論;這樣的輿論,在方方日記將在國外出版的消息公布後愈加激化。

方方與方方日記逐漸被爭論與罵戰模糊化,而方方本人也變成了失去複雜性的人物:說真話的鬥士抑或造謠舔美的賣國賊?網絡上的爭論雙方也被標籤化:恨國黨抑或五毛黨?本文試圖透過八位武漢人的眼睛,通過他們的疫情經歷與閱讀方方日記經歷,穿過籠罩方方與方方日記的迷霧,發現一個更加具體的、真實的、複雜的新冠疫情下的方方、日記與讀者。

三種混雜:共鳴、懷疑與反感

王磊是北京大學大四的學生。上學期結束之後,他去了四川兼職,一月十六號才回武漢。回武漢第二天,王磊才第一次聽說了「不明原因肺炎」。實際上,十二月三十一日時政府便披露了「不明原因肺炎」的事項。問起為何沒有注意到政府信息,王磊認為相比政府信息公開不足,更多是因為自己「作為一介平民」沒辦法關注到所有信息;「就像每個軟件的用戶協議一樣,你知道很重要,但是你不會去看」。

王磊是幸運的,前期的防護不足並沒有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從封城到解封,王磊只是千萬個默默待在家裡的「平民」中的一個。在信息獲取上,王磊從封城前的完全不知,變到封城後的信息過載。作為信息洪流中的小小支流,方方日記在當時的王磊看來「並沒有什麼特殊」,因為「太多那樣的信息了」。他承認日記引起了共鳴,「至少是符合我當時的情緒的」;但基於一個理科生的嚴謹以及數堂法律課培養的懷疑精神,他從來沒有完全相信方方日記裡的內容。「她聽說了很多事情,我也聽說了很多。不過她寫下來了而已」。但是作為「聽說者」的方方如此肯定地在採訪裡說「我寫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實的」,他表示「非常的懷疑」,以至於是「反感」——「因為她並沒有對她的信息做到相應的取證義務」。

陳彤在採訪中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方方沒有對她寫的東西和言論負責」。陳彤研究生畢業於上海某高校;現在在武漢一家補習機構教授英語。作為研究生新聞專業的學生,她始終對方方日記的信息來源和真實性耿耿於懷,甚至成為後期不再關注方方日記的原因之一。她將方方日記的矛盾解釋為「私人性與公共性的矛盾」:日記本身是私人化的表達,有情感的宣洩和相對不那麼準確的信息;然而一旦發表出來,就會涉及公共領域的討論,而此時裡面的信息就會「太過於主觀,沒有什麼參考價值」。

其實在疫情之初,陳彤對方方日記頗為讚賞,因為「寫的很貼近生活」、「在疫情最開始發出了官方之外為數不多的聲音」。對於方方在日記中對政府和官員的批評,陳彤覺得「很有共鳴」。她很同意批評政府前期的失責,憤怒地說了兩遍「湖北和武漢的那些官員真的是又蠢又傲慢」;而在官員本身之外,看了許多媒體分析文章的陳彤也認為「專家沒有決策權」的制度需要改變:「我看報導說疫情消息是一層一層報上去了的,但最終還是這個結果;如果把錯都歸在武漢官員身上,似乎也不是很公平」。

同樣是回看前期表現,王磊則表現出對政府更多的理解。「我覺得這就是一場天災,而不是人禍」。王磊認同疫情初期的政府失誤,但是在對病毒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要對一個傳染病大肆宣傳、甚至封城的話,「非常不現實」。

唐叔也很理解政府,不過他更多是從經濟方面考慮。唐叔是湖北黃岡人,1966年出生的他在二十歲那年到武漢工作,至今也有三十餘年。唐叔認為「我們個人只考慮自己,但是政府要從全局考慮問題,特別是經濟」。他類比了現在的疫情中心美國,「你看現在美國,疫情那麼嚴重不也是一直說復工嗎?我們中國也是一樣的嘛」。他認為在早期不瞭解病毒的情況下,如果馬上採取封城的極端措施,結果最後只是輕微流感,對社會和經濟都會造成巨大而不必要的損失。

但是作為親歷者,唐叔並不否認武漢人經歷的恐慌、痛苦與悲傷。封城期間,唐叔「真的一個親戚都沒有見」,甚至連自己的親妹妹都只是將買好的菜放到樓下,然後離開,他再下樓取。唐叔單位上有幾位同事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其中還有去世的。他感慨到,「我在武漢待了快四十年,武漢是個很有活力的城市;看到現在變得這麼死氣沈沈,肯定是很傷心的」。所以對於方方日記裡的悲慘,唐叔很能理解,「當時所有人都是那個心情」。他也不覺得方方是在造謠,「她寫的一家四口去世的那個,肯定是真的,我都還認識」。

疫情中的經歷也讓唐叔感受到了全國的增援和政府的效率,「真的沒想到全國增援力度這麼大!」;從山東運來的愛心菜,唐叔分到了兩次,一共有六顆白菜,一顆花菜,還有幾根黃瓜。唐叔的堂嫂做了手術需要尿袋,但由於疫情完全買不到。因為汽車限行,堂嫂兒子帶著她步行去醫院看病,大排長龍數小時仍然無法看病。最後還是縣政府解決了問題,三天後就買來了十幾個尿袋。所以方方日記在唐叔看來是「不全面、不客觀的」,因為「她沒有記錄整體主流的、好的東西」。這樣的記錄,如果只是作為武漢人私下的交流,完全沒問題;但是若涉及到外國出版,他就覺得「非常不妥」了。

對於方方日記在國外出版,三人看法幾乎一致:不妥當,但肯定不是「賣國賊」。在王磊看來,作為一個「內部人員」,其話語本身就帶有一定的權威性,「比如我可以隨便和同學說北大如何,但是在對外的時候,我就很謹慎了;因為大家會覺得你是『知情人士』」。這也是王磊很少對外談及疫情的原因——因為他是武漢人。所以他認為對內與對外的言論標準是不一樣的,「作為一個武漢人,而且是作家,絕對在一定層度上代表了中國形象;這時候就需要更加謹慎」。顯然,方方沒有做到他的理想要求。唐叔則是從價值觀上去判斷,雖然日記中正負面都有,但是「他(外國)很可能只看你的負面部分」,這樣一來「我們全國的抗疫成果在國際上豈不是都被抹滅了?」。陳彤仍然是對真實性存疑,但對於類似唐叔的觀點卻不以為然,「這也想太多了吧!只是個人記錄而已,稍微有點判斷力的人都不會把這個當作權威信息來看的」。而對於日記出版的目的,三人都否認了「方方是出於純粹惡意」的觀點,而更偏向於「想出名」。王磊認為,如果用「蠢」與「壞」的來評價,「方方至多是蠢」。

但在日記之外,方方的微博發言給王磊和陳彤都留下了負面印象。「我覺得她是不屬於這個時代的人」,陳彤完全不知道方方口中的「極左」在哪裡,「文革已經離現在很久遠了」。王磊則很反感方方「俯視」的態度,「她堅信自己看到的,卻否認別人看到的」。對於極左,王磊一方面認為這是「扣帽子」,一方面判斷這「完全是無效交流」,「現在年輕人有幾個知道極左?我自己也都不清楚」。王磊相信討論是需要信息交流的,但是「『文革餘孽』這四個字對於批評者來說完全沒有信息輸出」。但同時兩人又一致反對極端的批評,如「舔美」與「賣國」的指罵。對於這樣批評的流行,王磊將其歸因為人性之惡與網絡匿名性:罵方方不用負責,還能夠獲得一種虛幻的愛國滿足感,「人人高舉心中盛旗,唱著聖歌走向黑暗」。而陳彤則認為是國家的信息管制導致了不平衡,形成了「國醜不能外揚」的刻板印象,而方方日記的海外出版不過是點燃了這個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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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信息管制,陳彤對媒體審查顯然更加不理解與氣憤,「加這些莫須有的牆也太低估我們的判斷力了吧」。研究生畢業後,陳彤本可以進入武漢的一家體制內媒體工作,但是想到「正因為自己喜歡,如果不能寫自己想寫的會更加難受」,陳彤最終選擇放棄。現在她仍然「想要進入媒體工作」;雖然限制重重,但也正顯得這些「堅持新聞原則與新聞理想的媒體」彌足珍貴。而對於個人言論的審查,陳彤就嚴格許多:「我覺得方方不該一直說『希望這篇不要被網管刪』;既然知道會被刪,那她的任務就只是把文章發出來」。陳彤個人也有開公眾號,但「從來不會談論時事」,也沒有被刪文的經歷。對於媒體被刪文,陳彤感嘆說「很悲壯」;而問及「方方被刪文會不會也覺得悲壯」時,她非常迅速地回答了「不會」。但採訪結束後,陳彤發來私信,「方方的言论被删也是悲壮,毕竟每个人都应该有发言的权利。删稿都悲壮;只是因为我个人对媒体有滤镜吧」。

而本身曾扮演過「審查者」角色的王磊則一如上文,對此事表示理解。王磊曾經是學生會的副主席,負責公眾號的運營;很多幹事寫的文章「只是單純因為涉及敏感話題」就會被他斃掉。「簡單來說就是你可以談論,但別在我這裡談」。他以解放戰爭時期的民眾為例說明,「我支持共產黨,但我不會讓他們來我家」。在王磊看來,這個邏輯具有普適性,各個平台的審查也是一樣的道理。

在採訪的最後,問及「如果要對方方說一句話,你會說什麼?」,王磊不假思索,「我覺得我沒什麼好說的;因為我感覺她也不想跟我說話」。陳彤則頗有媒體人的風格,「現在的事態發展還符合妳當初創作的初心嗎?」。唐叔很想勸導方方,「妳正常地紀錄疫情日記,沒有任何人有權力來給妳做限制。但是妳在做後續決定的時候,希望妳考慮一下後果,不要自己賣自己」。

一線醫生的家人:他們沒有切膚之痛

老呂和小呂都是一線醫生的家人。封城剛開始時,因為要接送家裡人上下班,老呂是可以出門的。除此之外,他還參與了防疫物資的運送和對接,「當時醫院物資真的非常缺,紅十字會也送不過來」。在被問及封城之初的心情時,老呂否定了「崩潰」的選項,因為「全都去關注醫院的疫情發展了,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想自己的事情」。雖然如此,「肯定還是恐慌的」;但他又說,「還挺有信心」,因為中國經歷過沙士,還有舉國體制,「只要國家重視了肯定可以解決」。

除了「忙碌」與「信心」,老呂一共說了四次「痛心」。其中三次是連續用在被感染的悲慘事件上。相比其他的受訪者,老呂見證了更多的生離死別。他說,光他認識的就有五、六個感染者沒有床位,「真的是完全沒有!」。老呂好友的妹妹和妹夫都感染了,都是已過花甲的老年人;妹妹病症相對輕微,妹夫則非常嚴重,但是都收不進醫院。老呂回憶說,「他給我打電話,說『能夠保住一個都行啊!』,他真的是這麼說的!對他來說,死一個都能接受,已經是這種狀態了」。萬幸的是,老呂幫忙聯繫到了床位,「最後兩個都保住了,哈哈」。同樣不幸的還有老呂的一個同學,「我當時沒有參加他的元月聚會,結果他回北京之後就去世了;才51歲啊!」。

另一次「痛心」,是說「疫情從武漢蔓延到全國,甚至現在到全世界」。老呂和陳彤的觀點一樣,認為此次政府失誤的問題在「專業人士沒辦法做決策」上,「一線醫生層層報上去,到決策者那裡可能就不覺得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了」。他以一月二十一日武漢的春節團拜會為例子,「鍾南山都出來了,這些領導還在開什麼歡慶大會,說明他們根本沒有掌握一手的信息」。

所以在看了方方日記後,老呂覺得方方「可以代表我這種對武漢疫情破壞程度有瞭解的人的心聲」。他是在方方日記更新後十多天開始看的,之後一直關注,總共看了一大半。因為見過更悲慘的消息,老呂一直強調方方日記是「客觀、真實」、「令人感同身受的」。對於日記中爭議最大的「殯儀館滿地散落的手機」,老呂也覺得有可能:因為傳染病死者都不可能和家屬接觸,直接從醫院送到殯儀館,再加上殯儀館當時完全忙不過來,出現滿地的手機也是可能的。

小呂也覺得「手機」是真實的,「因為我前幾天看了家裡人傳的醫院視頻,屍體堆在病人排隊的邊上放不下。這種震撼感很難描述出來」。小呂是在讀大學生,和王磊、陳彤都可以算是「年輕人」;但並沒有像另兩人一樣懷疑日記真實性。小呂說自己「通過各方瞭解的信息」,覺得方方日記的真實性是可以保證的。

正因為如此,小呂和老呂對於方方日記的海外出版都持理解和支持的態度。老呂甚至認為「越早出版越好」,因為「這本書是有時效性的」。除了不同意「遞刀子」的說法,老呂認為日記海外出版「反而會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因為西方民眾對於中國純粹正面的宣傳報導已經免疫了,「像人民日報那種,別人可能還不會信」;而方方日記是「客觀、真實、完整的紀錄片」,裡面既有中國前期的失誤,也有後期舉國抗疫的成功——「這正是反應了我們的體制優勢啊!」。而且對於疫情嚴重的地區,比如美國紐約,還可以有「激勵鼓舞的作用」,「他們看到武漢當初那麼困難都挺過來了,可能就會更有信心了」。老呂非常希望外國人早點看到日記,「如果現在就能看到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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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反對方方日記的人,老呂面對的不是匿名網友,而是熟人;「我的同學群、朋友群,全部都在爭論方方日記」。老呂觀察了一下,批評方方日記的主要是體制內的人與湖北之外的人。前者有許多是在疫情期間下沉社區的人,比如老呂的一個同學就和他抱怨,「看了方方日記之後覺得自己每天做的事情都沒有意義」。老呂說自己能夠理解,「他們覺得自己每天做了那麼多,但是方方總是這批評、那不滿的,肯定有點失望」。批評的後者則是「沒有切膚之痛」,而且並沒有看過方方日記全文,「他們是看了原文還是只是看了批評方方的文章?我覺得多半是後者」。

問及爭論的程度,老呂無奈地說,「後來我們直接規定不在群裡說方方日記了」。老呂的一個朋友和老同學吵翻,氣著跟老呂抱怨「再也不要跟那個同學聯繫了」。關於具體爭論的方式,老呂覺得「很像辯論」,「正方和反方不停地說自己的論點,但是誰都無法說服誰」。

小呂從醫生家人和親戚的爭論中發現了雙方的根本性分歧:作為我們這些不會對政治產生影響的老百姓,需不需要知道批評政府的事?或者反正我們沒有影響,還要不要批評?或是把這件事留給政府自己去做就好了?

小呂回憶起那天的爭論,笑著說「兩個人半夜不睡覺就在那裡吵」。起因是醫生家人轉發了一篇支持方方的博文,那個親戚來「好心提醒」,然後就爭論起來了。「肯定對親戚關係有影響啊」,他也很無奈,「但是我希望不要有太大的影響」。他記得其中一個具體的爭論點:「現在輿論一邊倒,難道罵方方的人都是傻逼嗎?」。小呂認為這是「有官方的引導」,因為支持方方的會被刪掉,但是反對方方的卻可以留存。老呂也持相同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形成的輿論氣氛,支持的聲音會越來越小,而反對的聲音會越來越大」。

對於這種「討論」變「辯論」、甚至是「爭論」的現象,老呂覺得「需要時間」,並且「時間會證明一切」。「像方方回應胡錫進說的,『時間會證明誰應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實際上方方的回應是「讓記憶的恥辱柱留下此人的名字」,此處為受訪者錯記。——筆者註),我覺得她說的很好,時間會證明一切」。老呂用了方方常提到的「文革」來舉例:當時很少有人意識的到、判斷的了文革的錯誤性,只有在數十年之後,我們才能再去認識歷史事件。

對方方說的一句話,小呂想說:「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聲音;真相需要您這樣勇敢的人來說出。」而老呂則非常簡潔:「我支持你!」

外地武漢人:我沒有辦法逃避

小圓是某港校在讀大學生,一月初便從武漢到香港了。對比兩地後,小圓感嘆,「對比太明顯了,武漢完全沒人戴口罩,香港人人戴口罩;讓我以為香港才是疫情地」。

然而回香港沒多久小圓就生病了,還因為武漢人的身份引發了宿舍的恐慌。「我室友一直把門開著,然後在室內也帶著口罩;結果同層的本地生過來讓她把門關上,因為『不要播毒』」。小圓是個樂觀開朗的人,說起這段經歷的時候是笑著的,「本來我們那層樓很熱鬧的,各層宿生都來玩;結果知道我是武漢人之後,突然就安靜下來了」;但是她仍然在意這段特殊的對待,「還是覺得很不舒服吧,因為我當時已經專門去深圳檢查了」。

相似的經歷葉妮也遇到了。葉妮和媽媽很早就定了要在一月二十號去廣西北海旅遊,結果到了之後酒店告知她們「不接待武漢籍遊客」。葉妮回憶說,「倒也沒有氣憤,只是無奈吧。因為我也能理解他們的做法,只是災難降臨到你身上的時候,真的很傷心也很無奈」。

在疫情之初,葉妮的心情非常沈重,「憤怒,恐懼,傷心,應該都有」。「憤怒」是疫情的真相突然一下披露,「為什麼我們沒有早一點知道這個消息」。一月二十號之前,葉妮的父母完全沒有做相關的防護措施;葉妮在一月十七日時買了口罩,「我媽還覺得我大驚小怪」。後來病毒的強傳染性逐漸顯現,前期沒有防護,肯定很恐懼自己和家人感染。「傷心」的是那些感染了住不進醫院的人。葉妮記得她第一次轉發的微博求助是二十二號的時候,求助人是她高中的學姐。因為醫療系統過載,她的父親一直得不到救治。葉妮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是「特別特別的難受」,因為「你很難想像身邊會有人住不進醫院、得不到救治」。

所以當葉妮看到方方日記的時候,她「很感謝有一個作家為武漢人寫一些東西」,因為方方寫的是「當時很少人瞭解的武漢真實情況」。當時網絡上充斥著諸如「武漢人吃蝙蝠」等地域黑的論調;而方方則寫出一個武漢人面對疫情時的真實感情,「因為那種恐懼和痛苦其實是很難感同身受的」。有這樣一位紀錄者的存在,至少可以讓其他地方的人理解武漢人的處境。除了感謝,葉妮當時還很佩服方方,因為「她或許是武漢當時唯一主動站出來指責失職官員的公眾人物」。同時,疫情中官媒的正面報導讓葉妮覺得「不夠真切」,而看方方日記則更會有「共情」的感覺。

葉妮是一個「感性的女子」,而父親或許認為她是「感性的弱女子」。她說,父親專門讓自己別看方方日記,因為「太陰暗了」。她推測並不是爸爸真的看過日記、覺得陰暗,只是擔心她當時情緒崩潰。葉妮承認說,「我當時確實挺崩潰的」,但是「作為一個武漢人你沒有辦法完全從裡面逃離出來」,哪怕身在外地,它也「距離你太近了」。葉妮當時會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某一個醫院可能就在我上學不遠的地方;有個同學的父親可能就是在前線拼命的醫生,你會擔心他的物資夠不夠用······」;「我確實沒有辦法做到置身事外,因為那裡確實是我的家鄉」。

但是當方方開始說極左,以及日記要在國外出版後,葉妮對方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她認為方方日記的海外出版僅僅是因為「與政治掛勾」;而方方應該將公共空間的話語權留給真正參加了抗疫的人,比如醫生、護士、警察等,「他們才能真正展現抗疫過程」。同時因為方方沒有親自參與抗疫,所以「她的消息都是二手信息,是有懷疑空間的」;並且這樣的信息集合「本身就有一定的偏向性」,因為「只是個人的記述,不像媒體那樣多方求證」,所以出版成書「顯得並不合適」。

對於方方在日記裡提到的批評,葉妮是很贊同的,「我現在都會在網上轉發一下相關的信息,比如武漢中心醫院院長之類」。但是她擔心的是是文中的批評被「曲解去迎合國外對中國非常可笑的刻板印象」,而產生不太好的結果。

但小圓則不這麼認為,「真的要黑中國的話,他們不差方方日記這一本」。小圓在疫情期間遭遇了香港本地生的惡意——哪怕無意針對她個人。那位本地同學在社交軟件上放出「為武漢籌款」的圖,並配上了「我捐冥幣行不行?」的文字。小圓當時又生氣、又傷心、又委屈。儘管如此,小圓仍然不認同「方方日記抹黑中國形象」、甚至像胡錫進說的那樣「中國人民將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單」。小圓是從自己身邊感受的,「香港應該是全世界最反華的地區了,但是我身邊激進的本地朋友根本就沒關注過方方日記」。而且就小圓在香港的經歷來看,「如果沒有方方,外媒一樣會報導中國的負面信息啊,而且還會更誇張、影響力更大」。總的來說,小圓覺得方方日記哪怕在外國出版了也不會有很高的關注度;就算有,「用它作為攻擊中國的武器,也太弱小了一點」。

「我覺得方方日記的批評真的已經很溫和了」,小圓多次感嘆,「如果這樣的言論都算尖銳的話,那也太玻璃心了一點」。說到其中的負面情緒,小圓覺得「方方就是一個敏感值比一般人高的作家罷了」。她認為像她這樣神經大條的人,沒有口罩也就沒有口罩了;但是方方可能就會很恐慌,還會擔心別人口罩夠不夠。「一個作家確實需要這樣敏感細膩的品格啊」,小圓說到,「而且記錄也確實是她作為一個作家的職責」。

小圓的觀點顯然不能與父母達成一致。因受筆者委託,小圓與父母提及方方日記,結果遭遇了父親長達一小時的「教育」:從方方日記談到自己的封城生活,其中又貫穿著「愛國主義薰陶」。然而諷刺的是,小圓父親實際上沒有看過日記。根據聊天記錄,小圓父親說,「我覺得她動機不純,就沒看」。

小圓在採訪時對爸爸毫不留情,「我覺得他簡直在秀智商下限」。但是面對這樣的分歧,小圓不會與父親爭論,「他說就等他說咯」,「可能是覺得我在香港所以想對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吧,哈哈」,小圓笑著揣測父親的動機。「但是我真的不想去跟他爭,也不會跟朋友爭」,小圓說明自己面對觀點衝突時的做法,「我會試著理解對方的觀點,然後通過詢問的方式來溝通交流」,「但是真的不行就算了,我就會迴避這個問題」。

但是正如葉妮所說,「我沒有辦法逃避」,這場疫情對武漢人造成的影響是無法迴避的。葉妮提到自己身邊有很多復工的武漢人,會被同事「有意或者無意地保持距離」,「不知道算是歧視還是冷暴力」。她又去翻了一下她最早轉發的那條求助微博,評論區有不少惡意的揣測,認為求助者是在佔用公共資源、想出名。「我隨便點進來一個人的微博,發現她還在轉發一些明星的消息,快樂地追星;但是求助者的微博已經兩個多月沒有更新了」,葉妮已經帶一點哭腔了,「這個對比就很讓人難過吧。就是·····憑什麼呢?」

另一位紀錄者:這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

胡淼是微信公眾號「人是最美的風景」的博主,他也從一月二十三號開始記封城日記。不過他並不是在武漢,而是在湖北天門。武漢封城前一天,他離開武漢回老家天門;事後回想起來,他有些後悔,「很遺憾沒能留在武漢,因為想做一個親歷者」。

問及「記日記的動機」,胡淼覺得「不需要什麼動機」,因為記錄已經成了他的習慣。從博客、空間,到豆瓣、微博,再到公眾號,「只是渠道變了,但是表達的慾望一直在」。還有一個有趣的原因是和一位朋友打賭,說要一日一記;「當時覺得最多兩三個星期,誰知道就記了六十天!」。巧合的是,方方也說自己當時「只是想把疫中所見所聞記錄一下,所以我寫的很隨便······後來是某個讀者將我零碎的記錄匯集到一起,取了一個『日記』的名字」。

說起方方日記,胡淼重複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這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他說自己沒有去「追」:被刪掉的篇章沒有專門去找來看;沒有在朋友圈發表過任何關於方方和方方日記的言論;也沒有和別人討論過。日記給胡淼的直觀感受是「確實比我寫的好,但是又沒有到和『作家』相匹配的那種很好」;這個印象也應證了胡淼的判斷:很正常,很普通,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真的要在她的日記和我的日記之間選來比較真實性的話,我肯定選她的」,胡淼認為方方一是身處武漢,二是人脈更廣,所以她的日記要比自己更有參考價值。問到「由私人到公開的信息準確性」,他直接回應「如果我寫什麼都要像寫論文一樣的,那就不用寫東西了」。關於「寫作受讀者影響」,作為寫者的他區分了「迎合」和「呼應」的區別:迎合是讀者想看什麼我寫什麼,越誇張越好;呼應是我把想說的說出來,剛好符合讀者的想法。而在「方方日記在國外出版」的爭議上,胡淼更覺得沒什麼好說的,「方方自己都說了那麼多了,我覺得她說的有道理。如果你不信,我也沒辦法咯」。

採訪途中,胡淼突然感嘆,「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方方日記受到這麼大的關注。如果有一百個方方,你還會挑其中一個來問我嗎?唉,真的是很可悲」。這樣的認知差異也存在於他自己的文章裡,「別人覺得我是憤青;我自己覺得我是個溫柔的人,或者至少說是很正常地表達。只是那些保守的人覺得我偏激而已」。

當正常的現象被稱為獵奇,那一定是社會出了問題。「我記得韓寒在《杯中窺人》裡面寫中國的女人纏腳,看到外國女人的腳會說『這個腳好大』,但那個腳並不大,只是正常大小而已。這和現在方方日記是一樣的。」

胡淼也遭受過和方方類似的經歷:因為「偏激」而被「攻擊」。四月四號清明節的時候,他把一些精簡的評論做成了一張圖,「我覺得就是一點稍微不一樣的聲音吧;結果就被噴了,噴的我一臉蒙蔽」。文章在閱讀量達到七萬多時被微信公眾號平台刪除了;後台湧進了諸如「你懂個錘子」、「傻逼公眾號」一類的近百條謾罵。隔日,胡淼的公眾號被舉報成功,封禁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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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當然是越刪我越要寫;但是你是雞蛋啊,撞到牆就會碎」。在莫名其妙的第二次封禁後,胡淼變得更加小心翼翼,「覺得很徒勞,像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一樣」。在兩個微博帳號都被封禁之後,胡淼更加珍惜微信公眾號這個僅剩下的、可以表達自己的平台。他很怕,「不是『我怕你』的那種怕,而是『害怕失去』的怕;我真的很珍惜這個說話的平台」。

十多年前便開始使用公共平台的胡淼覺得一路走來「審查是越來越嚴格了,刪文的行為越來越普遍」。他在微博剛出來的時候買了一本匯集微博言論的書《微語錄》;最近把上面的一些比較激進的話抄到公眾號裡去發,結果很快就被刪了。「你知道我把那本書翻出來的動機是什麼嗎?」,胡淼笑著說,「因為我看到一條十年前的微博,寫『十年後網絡會更開放嗎?』,結果十年後看那條微博被限流了,哈哈」。

而對於「互聯網討論的分化與對立」,胡淼直到公眾號才有切身感受。「我覺得現在會分裂成兩波人。像我們這種——相對觀點不同一點、激進一點的人,就會更沈默了;不會奢求去罵醒那些人。已經很累了,懂的人就懂吧」

連續兩次被舉報封禁後,胡淼發表了一篇名為《寫在前面也是最後的話》的文章,其中最後一句寫到:「還是佛祖厲害,拈花一笑,你懂了便夠了,不懂我搬出三藏十二部也沒用。」

「謝謝,加油」,這是胡淼想對方方說的話。

(應受訪者要求,本文王磊、陳彤、唐叔、老呂、小呂、小圓、葉妮、胡淼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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