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合、並肩與遠離:賀延光與共和國

重合、並肩與遠離:賀延光與共和國

文/唐茶堇

1976年4月1日的天安門,以人民英雄紀念碑為圓心,人群向內向外層層疊疊佔滿了整個廣場。賀延光和同廠的八十來人抬著周恩來總理的畫像和花圈走了半個多小時才達到紀念碑底座。人聲鼎沸,《國際歌》在廣場迴盪。悄悄帶了相機的賀延光拿出相機,記錄下這歷史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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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出生的賀延光幾乎與共和國同歲。他自己也感嘆,自己就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四歲多便可以喊出「同志們,我們要解放台灣!」; 十五歲當紅衛兵,在遊行中高喊「毛主席萬歲」;知青下鄉,在黑龍江接受再教育,還入了黨;二十二歲回北京,當上了化纖廠革委會副主任。根正苗紅,一心向黨——直到1976年。

周恩來去世及其引發的四五運動是共和國歷史的拐點,也是賀延光人生的拐點。當時賀延光在街上騎車,聽到街上大喇叭傳出的噩耗,「當時就掉眼淚了」。在2006年接受三聯生活周刊採訪時,再回憶起三十年前,他說「一方面是對於周總理的情感,一方面是對這個國家前途的憂慮」。

由於遊行與貼字報,賀延光入獄7個月,而當天拍攝的照片成了他入獄的罪證。後來四人幫垮台,四五運動平反,賀延光也得以出獄。這事讓賀延光一下成了風雲人物:他被調到團市委了。眼看著名望漸高,仕途坦蕩,青雲直上指日可待。賀延光卻拒絕了。恰逢《北京青年報》復刊,賀延光便去當了攝影記者,自此開始了他的攝影記者生涯。

棄政從媒?多數人都不理解。或許我們可以再將目光投向四五運動:運動之後,王志平、李曉斌等民間攝影家舉辦了一場四五運動影展,名為「人民的悼念」。賀延光形容現場為「人山人海」。參觀完展覽後,賀延光內心震撼:「圖片竟有這麼大的力量!」三十年後的他再去回想時,說:「記者和真相聯繫在一起時,這份職業就令人敬重。」

「真相」在共和國的歷史中很少被提及,因為一切都要「為黨宣傳」。在新聞領域,便是「假照片」。改革開放之前,賀延光也認為新聞照片的導演和擺拍是「天經地義」。他第一次見到的記者,便要求他們挑著重擔在田地上走出「之」字型——因為拍出來好看。他們便一遍一遍在田地上走,一遍一遍地拍,但是大家都很高興——「天經地義,為黨宣傳嘛」。

改革開放後共和國進行「真理標準大討論」;賀延光也在思考新聞界的思想解放問題:新聞照片到底應該怎麼拍?新聞照片拍出來是為了誰?除了對外學習國外優秀攝影作品,賀延光更多是對內反思:假新聞攝影盛行的前三十年,究竟有多大危害?2011年再談起「政治假照片」的後果時,他仍然是氣憤不已:

「大飢荒時期,我們的攝影記者可以拍出一畝地打多少萬斤糧食,可以拍到小孩子在稻穗上跳舞。這個照片明明是剪上去、編上去的;但這個照片背後幾千萬人的生命沒有了」

「新聞究竟是什麼?是工具,是喉舌呢?還是真實應該是新聞記者?媒體就像現在很多人所說的,應該是時代航船的瞭望者。」

「對真相負責」、「做時代航船的瞭望者」是賀延光對於媒體人的要求,也是他三十年新聞攝影生涯中的職業操守:拒絕造假,揭露問題。

1991年江蘇安徽兩省的水災採訪時,陪同人員多次詢問需不需要「表演表演」,賀延光每次都拒絕了。1998年長江決堤,在現場的新聞記者被上層下死命令:不准報。但水患越來越嚴重,人民群眾卻不知情。賀延光拍下照片、配上精煉文字描述傳回報社。多通電話後,賀延光和中青報仍然決定:登報!他回憶到:「第二天見報,在現場的所有媒體人都過來和我握手。」2003年SARS時,賀延光深入地壇醫院內部進行拍攝報導,其作品《面對生命》最後獲得了中國新聞獎。可是在發表獲獎感言時,他沒有讚美,沒有感謝,而是反思:為什麼四月二十號開始才有媒體報導?為什麼媒體沒能儘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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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虛假照片,賀延光是無情痛斥和批駁;而他的堅守,也在促進著共和國新聞界共同操守的形成。曾經的同事程鐵良回憶說:「1988年的全國十佳攝影記者的評選中,爆出了新華社記者李錦用『導演』的照片參評並獲獎的醜聞。當年的賀延光態度非常明確:堅決反對利用新聞照片造假。李錦的獎項最終被撤銷了。」「這是新聞攝影界第一次具體公開向造假者的說不,在當時的新聞生態環境下,這樣的處理方式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同事楊浪在《賀延光這個人》一文中評價:「他是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和革命激情的人」。而這樣的理想與激情,往往與共和國仍然相對保守的政治環境相碰撞,而變成「違規」。

「違規」在賀延光的職業生涯中不在少數,甚至他自己也說:「我大部分獲獎的作品都是違規的」。1984年的《小平,您好》因為展現了北大學生直呼領導人姓名的橫幅被編輯說「鼓吹個人崇拜」;2005年《兩黨一小步,民族一大步》記錄胡錦濤和連戰伸手和邁步的一瞬間,寓意兩黨同進、但仍須努力,卻被批「不正式」;還有上文所提到的各種「違規」的災情報導。對於「違規」,賀延光已然不在乎:「攝影師要對讀者負責,對真相負責,對歷史負責」。應該被公眾及時知曉的災情,頂住壓力也必須登報;而對於那些不具備發表條件的照片,他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也鼓勵其他新聞攝影師「不管怎麼樣,拍下來再說」,「歷史多麼頑強,不管如何禁錮,它總是在持續不斷地披露真相,展現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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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賀延光這個人》的最後,楊浪寫道:「他是一個充滿了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因而對於「歷史反動」時刻保持警覺的人。這種警覺或有偏激,或有「不合時宜」,或有「叛逆」,但卻不失其崇高與正義;無論你喜歡與否,我們正是從這裡,看到了他這一代人的思想感召和精神底色。」

2010年退休後,賀延光轉戰微博,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針砭時弊與反省歷史——相比鏡頭這樣隱晦含蓄的表達,他在微博上用文字點評直戳社會歷史問題:貪污,腐敗,造假······;幾乎每一個公眾事件都有他的憤慨轉發;而在歷史部分,內容則大多是改革開放前的:文革,大饑荒······他用自己的犀利,去重審那段至今未被官方完全正視的歷史。但若是現在在去他的微博「考古」的話,會發現當初他的許多轉發已經只剩下「違規刪除」;而寥寥幾行的轉發評語,無論是多麼的憤怒、痛心、嘲諷,處在「違規刪除」之上,都顯得蒼白無力。讓人略為吃驚的是,他還接受過境外媒體訪問;而批評也是絲毫不留情面。2018年接受明鏡電視的訪問中,主持人以端傳媒《全面審查》一文為引,問及如今的媒體環境,他搖搖頭:「見沒見底我不知道,但肯定比我當時差;確實很差」、「習在媒體的爆光度,甚至已經遠遠超過毛時代了」、「當時毛也不見得天天登報吧?這九月份連著一週頭版都是習!」、「媒體能這麼搞嗎?不嫌在國際上丟臉嗎?」······

2018年開始,賀延光在微博上的發言漸漸變少,似乎又回歸了老本行:攝影。隔幾天更新一次,每次更新也就只是圖片加配文;有自己原來拍的,也有長年旅居美國拍的······只有圖片加配文,再沒有辛辣諷刺的時評或史評了;具體原因,我們也不得而知。

最近的兩條更新,一條是2020年2月15日攝於洛杉磯的「悼念李文亮」,一位黑衫男子拿著李文亮醫生的照片,右胸處別了一朵白花;一條是2020年3月13日攝於阿卡迪亞的「詩人北島和他的書法」,北島癱坐在沙發上,周圍是散亂的書法作品;北島的左側兩幅:一個寫著「回答」,一個寫著「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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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的賀延光,七十年的共和國。三十年重合,三十年並肩,十年愈走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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