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縫隙裡誕生的自謙哲學

沈昌文:縫隙裡誕生的自謙哲學

文/鄧延恪

沈昌文,男,1931年9月出生於上海。1980年加入知名讀書類雜誌《讀書》並隨後出任主編。1986年接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期間出版了諸多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國內外書籍如《寬容》、《情愛論》、金庸著作等,在當時掀起新的思想文化潮流。被譽為“中國出版界靈魂一般的人物,讀書界旗幟一般的人物”。1996年退休後又創辦了《萬象》雜誌,並策劃出版了《新世紀萬有文庫》。

沈昌文與三聯書店,從他的出生就開始有著時隱時現的聯繫。1931年沈昌文出生於上海,1932年鄒韜奮先生創立了生活書店(即三聯書店前身),其中緣分似有注定。而顛沛流離的童年生活卻使他無暇顧及生存之外的事物。受祖母愚昧的認知影響,長期吸食鴉片的沈昌文父親沈漢英在他三歲時便早早去世。隨著家中產業荒廢,為了討債,母親馮氏帶著他去了煙台,半年後又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時,已經沒有原來像樣的房子供他們居住。祖母、母親和沈昌文三人便住在巷子裡用一塊塊木板拼接而成的小屋裡,上海本地人稱這種簡陋的住宅為“棚戶”。平日母親和祖母去做保姆掙些微薄的收入,而在家中的沈昌文唯一的樂趣便是透過木板縫向外窺視。用沈昌文的話說,那時世界與他便是透過棚戶牆上一條條縫隙相互認識的。這樣特殊的經歷,使得他從小時候就有了很強的上進心,也使他比起旁人要少了一份自信。

沈昌文的祖母雖然因愚昧和短視間接導致了沈家的沒落,可這個女人對沈昌文的教育卻是正確且影響深遠的。“吃苦”和“學習”是沈昌文從祖母這裡得到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因為在他之後的人生中,這兩個信條一次次的幫助他逆流而上、化險為夷。他的學生生涯止步於1945年,因為繳不起中學的學費被迫輟學。同年三月底,在母親的勸說下,他在上海的一件金銀舖開始了長達六年的學徒生活。在沈昌文做學徒時的老闆十分欣賞他的聰明機敏,因此待他很好,有意將他培養成一個帳房先生。然而此時的他並沒有全部心思放在鋪子生意上,而是半工半讀,在各種補習學校學習了俄語、英語、西語、會計、攝影等等語言和技術,並通過老闆第一次接觸了共產黨人。

沈昌文(左)当学徒时。
沈昌文(左)当学徒时。

1951年三月底,已經進入了人民出版社的沈昌文受到調動,隻身趕赴北京工作。可好景不長,在幾年後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第一次參與到政治活動中的沈昌文顯得非常努力和積極,他坦承的交代了自己曾經給人做假帳賺錢的事。這一坦承,使得人事部的領導決心要辭退他,這讓當時的他心灰意冷。

可令沈昌文也沒想到的是,在這樣逼仄的政治夾縫中,依然有一束屬於自己的光透了進來:自己在1954年憑藉俄文能力翻譯的《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救了自己一次。他這份語言才能被老領導王子野和范用發現了,自此不僅沒有失去工作,反而在出版社內的地位水漲船高,受到重用,也得以距離這些出版界的前輩們更進一步。

在工作的一片坦途中,沈昌文也沒有停止學習。在時任的總編輯曾彥修先生宣布了出版社的資料室開架後,沈像是發現了一座寶庫。“從1954年到1960年,這六年我相當於讀了六年的研究生。我很努力,幾乎把出版社資料室的書全看了一遍。”這是沈昌文在自傳中提及的。

1966年,文革爆發。老上級王子野被打成了走資派,因為與王子野多年親密的關係,一些攻擊性的矛頭紛紛指向了沈昌文。社內分裂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兩個派系。此時的他表面上態度是支持造反派,可實際上並不參與他們的行動。兩個派系的人都不接納他。這一進退兩難尷尬境地在工宣隊進社後便結束了。工宣隊的隊長有留蘇背景,精通俄語的沈昌文本就博得了他許多的好感。沈工人出身的背景隨後也被工宣隊發現並非常重視,他搖身一變,竟然從走資派的心腹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除了自由外,他甚至有權檢查學員的往來信件。此時三聯書店的境遇恰恰相反,創立者鄒韜奮先生被打成資本家,三聯書店連帶成為了資產階級企業,受到了不小的衝擊。

1980年初,《讀書》雜誌創刊半年之際,已經在業界開創了獨特的風格,以書籍為中心發表一些針砭時弊的思想評論,在知識份子群體中贏得了很高聲望。沈昌文與此時加入了這個隊伍。他之所以被總編范用任用是因為其優秀的交際能力,並和亦師亦友老領導陳原相熟,可以充當范用和陳原之間的潤滑劑。在接任了主編之後,沈昌文從《讀書》雜誌學到了“引而不發”,即通過刊登國外的相似政治事件來暗喻國內現象,這使《讀書》能在共產黨的監管下正常運作,同時給社會上的青年帶去了思想的啟迪。這本雜誌推動了人們在不同知識領域的思考,並且以書本為媒介展示了世界上各種各樣的聲音,使《讀書》雜誌一度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廣的刊物之一。

五年後的冬天,三聯書店逐漸從打擊中恢復過來,同時來自中央領導的批示也已下達,希望三聯書店可以經營上自治。1986年的1月1日,沈昌文接任了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可以說是倉促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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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上任的沈昌文雖然有些猝不及防,可他已經不是當年那個連標點符號都不知道怎麼用的青澀少年了。他後來總結三聯書店在他上任之後的初期狀況:“靠幾位見識通達的老人,做外國的老書。”這總結十分準確。沈最早受到的啟發來自李慎之老先生,這位被譽為世紀之交時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領軍人物老人教給沈昌文出版西方書籍要“向後看”,即先向外國學習上世紀最基礎的最寶貴的東西:人權。受到啟發的沈昌文隨後出版了那本房龍的《寬容》,這本書倡導人權、自由、民主的經典不僅在當時遭到了人們的哄搶,也成為了三聯書店一本標誌性的出版物。在李慎之先生之後,給了沈昌文以啟發的還有陳原先生、范用的夫人丁仙寶女士、呂叔湘先生等。呂先生得知沈有如此的打算和抱負之後,甚至把自己翻譯的著作和原版書籍一併送給他,以示鼓勵和支持。

在出版美國有關心理治療的暢銷書《戴提尼》時,沈昌文遭遇了不小的邪教風波。可拋卻了這些,那些從美國遠道而來的作者的擁戴者卻給沈帶來了新的衝擊:那些“現場掛起的彩色大氣球、個子高高的、漂亮的美國姑娘穿著超短裙簽名售書。”後來有人對沈昌文說:“現在談推廣暢銷書,最早是從你那裡學來的。”沈出版的另一本引起轟動的書是保加利亞作家瓦西列夫的《情愛論》,縱然沈昌文已經將書中的露骨描寫刪去,書中最於情愛的研究和表述依然在當時的人看來不可思議,引起軒然大波。

幾乎在所有的場合和採訪中,沈昌文從來不稱自己是“知識份子”而是“知道份子”,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沈昌文的那份比自卑好上不少的自謙,已經成為了他的處世的哲學。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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