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一代文人辦報論政的典型

張季鸞:一代文人辦報論政的典型

文/余頴彤

「余生平以辦報為唯一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

這是張季鸞於其遺囑中的自述,生命來到最後一刻,張季鸞心繫的仍舊是「以文章報國」的報人責任。

立志以文章報國 堅拒加入黨派

生於1888年的山東,張季鸞成長於清末民初這個動盪的時代,亦是林語堂所形容的「中國新聞的黃金時代」。《文匯報》創始人之一徐鑄成在《報人張季鸞先生傳》提到,張季鸞幼時師承關學大儒劉古愚,並於童年時已熟讀四書五經,關心國家大事。在儒家的家國文化熏陶下,張建立出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感,在少年之時已立志「當好一個新聞記者,以文章報國」。

在涉足中國新聞界前,張於1905年以官費赴日留學,修讀政治經濟學。當時的留日學生中不乏同盟會成員,其中不少亦是張季鸞的朋友,包括李書城和張耀曾。事實上,張的政治思想與同盟會的反專制統治主張相互契合。然而,張拒絕了井勿幕等同盟會人的連番邀請,「我認為做記者的最好要超然於黨派之外,這樣,說話就可以不受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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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在留學期間曾於主張革命的《夏聲》雜誌擔任主編,是其以言救國的開端。至1908年回國,張先後於《民立報》《中華新報》、《新聞報》等與同盟會、國民黨一派有關的報章做編採工作,但張季鸞深信「記者應超然於黨派之外」,更曾為當時的報界慨嘆:「中國之報界淪落苦矣。自懷黨見,而擁護其黨者,品猶爲上;其次,依資本爲轉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賣。并無言論,遑論獨立?並無主張,遑論是非?」張季鸞視黨派、商業化為辦報的阻礙,因此信念,他從未加入任何政黨或革命團體,論政而不參政。

接辦《大公報》:主張「四不主義」 造就文人論政高峰

1926年,正值民國軍閥的混亂時期,張季鸞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接辦《大公報》,提出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作為辦報方針,為當時的華文報章帶來新的獨立辦報思想。

在新記《大公報》誕生前,中國報章的生態先受惠於《臨時約法》,全國辦報媒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1913年的癸丑報災、期後的軍閥混戰令報章「或仰給於軍閥之津貼,或為戒嚴法所劫持,其言論非偏於一端,即模棱兩可,毫無生氣」。當時的報業不是為黨派利益作宣傳的政黨報刊,就是只從經濟利益為依據的商業報刊。在明治維新時期赴日的張季鸞、吳鼎昌、胡政之三人,由於受過民主自由思想教育,決意改變當時報業的不良風氣,在商業營運中加入中國士大夫精神,為公眾利益而辦報。此外,張季鸞辦《大公報》時以英美路線、自由主義為理想,強調報章獨立於政治、經濟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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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季鸞提出的四不主義,其核心價值在於獨立精神。「不黨」是指不以黨派地位發表意見,以行為之於國家的影響為判斷的依據,提出「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不賣」則是不接受任何來自政治性質的金錢資助,不以言論作交易;「不私」是指報章並無私用,它是人民的喉舌,向全國開放;「不盲」則包含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之意,要求報人獨立判斷,忠於事實。

於《大公報》主筆15年,張季鸞經歷了中國近代史上多個重要事件,包括西安事變與抗日戰爭。面對動盪時局,張季鸞筆下的《大公報》持守四不主義,同時「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保持文人辦報論政的獨立性。由於沒有黨派壓力,張經常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黑暗與腐敗政治。譬如《論造成廉潔有能之政府》一文批評國民黨貪贓枉法的風氣、《勿嗜殺》抨擊直系軍閥的任意殺戮行為。此外,張也常以尖銳鋒利的文筆點評時局和政客,其中最為人熟知的就是罵吳佩孚、汪精衛及蔣介石的「三罵」社評。

台灣傳播學學者賴光臨於《70年中國報業史》中,肯定並讚揚張季鸞在推動文人論政方面的貢獻:「談及文人論政確能對國家當局產生直接影響,除了張季鸞氏,還未見有第二人」

戰爭下的《大公報》:自由主義與國家中心論

在追求自由主義的同時,張季鸞深受儒家的「報恩思想」影響,他曾自己的人生觀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在此觀念下,張抱持著「文章救國」的理念,並在及後國難當頭之際,視國家利益為優先。

當抗日戰爭展開之時,張便將國家利益優先於獨立自由精神,提出「國家中心論」,指「報紙天職,應絕對維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為國民宣傳正確實用之智識,以取代益國家」,認為報紙事業應與國家命運相結合共休戚,追求言論自由的前提是捍衛民族與國家利益。

故此,張季鸞在抗戰期間於《大公報》撰寫了《望軍政各方大覺悟》和《國家真到了嚴重關頭》等多篇有關中日戰爭的社論,向民眾宣傳主權獨立的民族意識,以掀起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九一八事變後,《大公報》改以「明恥教戰」為編採方針,一方面梳理出日本加諸於中國的恥辱,另一方面教導民眾軍事知識。而在八一三抗戰後,《大公報》刊登了大量分析時局戰事的文章,將領土完整、國家主權、民族主義等觀念傳遞予民眾,為推動中華民族作好全面抗戰準備起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至1941年,抗日戰爭的中期,張季鸞在《大公報》以《抗戰四周年紀念辭》為題,寫下了他逝世前的最後一篇社評。文中不忘鼓勵國人堅持抗戰,高呼「祝中國最後勝利」。

一代論宗 報人模範

張季鸞以天下為己任,縱在亂世之中,其報人生涯始終持守獨立、愛國的精神,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宗旨。張季鸞的文章對中國報界的貢獻更獲國共兩黨給予高度評價:蔣介石的唁電以「一代論宗,精誠愛國」來肯定他的付出和成就,隨後更發表褒揚令;毛澤東、周恩來則分別讚揚他「功在國家」、「樹立起報人模範」。

胡政之在《季鸞文存》序言中如此總結:「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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