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鐵肩辣手,快筆如刀

邵飄萍:鐵肩辣手,快筆如刀

文/陳祉諾

1926年4月26日4時許,天光微亮,一被判「勾結赤俄,宣傳赤化」者被秘密押解至天橋東刑場。犯人邵飄萍站定,向監刑官拱手說,「諸位免送」,後仰天大笑,從容就義,年僅40歲。他一生辦報,死亦為報,也正應了他那句「以新聞記者終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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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救國:初生牛犢 鋒芒畢露

1886年,邵飄萍出生於浙江金華一個寒儒家庭。他13歲便考舉秀才,16歲時進入浙江高等學堂,在拜讀《新民叢報》、《新世紀》等進步刊物後深受啓發,後又受到民主革命者張恭的影響,逐漸對新聞行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1年,邵飄萍離開金華趕赴杭州,與新聞界前輩杭辛齋聯手創辦了《漢民日報》,他在其中擔任主筆,這也是他新聞事業的開端。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邵飄萍曾在早期評論文章中以犀利的言辭和敏銳的洞察力指出袁世凱「共和其名,專政其實」的本質。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總統非皇帝,孫總統有辭去總統之權,無以總統讓與他人之權,袁世凱可要求孫總統辭職,不能要求總統與己」。由於受到辛亥革命前夕進步思潮的影響,邵飄萍提出「新聞救國」的想法,希望利用輿論和大眾的力量制約北洋政府,進而改變國家命運。

1913年10月,浙江當局以「擾亂治安罪」、「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了《漢民日報》,邵飄萍不幸被捕入獄。在被營救出獄後,邵飄萍被迫前往日本留學,學習法律和政治。在日本時,他也沒有放棄所熱愛的新聞事業,與同鄉組建「東京通訊社」「所謂鐨極者.安知非置諸極刑之讖語乎!」,用詞獨到犀利,極具諷刺意味。這些文章對時局產生直接影響,民眾的「反袁」情緒因此愈加高漲。

進京辦報:採訪奇才 鐵肩辣手

1916年,邵飄萍被史量才聘為《申報》駐京特派記者,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的名號的記者。彼時的邵飄萍已十分成熟老練,他講究靈活的採訪技巧,北京達官顯貴多世故圓滑,惡見記者,邵飄萍卻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兩年內,他為《申報》寫了250餘篇,22萬餘字的《北京特別通信》。著明報人張季鸞曾對邵飄萍敏銳的新聞嗅覺和獨到的採訪能力盛贊有加:「飄萍每遇內政外交大事,感覺最早,而採訪必工。」

在邵飄萍看來,報紙不僅僅是個人謀生和創造名譽的手段,更是社會的公共機關和國民輿論的代表,其關鍵應在思想、經濟和組織上保持獨立。但當他逐漸發現諸多大型報社已然被掌控在各軍閥勢力手中,其發佈的內容大多服務於軍閥,主觀性很強,經常捕風捉影,無法反映社會事實。邵飄萍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很快萌生了自己辦報的想法。

於是1918年10月,邵飄萍自籌資金創辦《京報》。在創刊詞中,邵飄萍明確了《京報》的辦報宗旨:「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他還手書「鐵肩辣手」四字懸掛於編輯室的牆上,用以勉勵報社同仁。邵飄萍以《京報》為武器,犀利指出北洋政府的統治禍國病民,為勞苦民眾吶喊,其中的經典報導有曹錕賄選總統醜聞和轟動一時的「金佛郎案」等。《京报》立場客觀公正,講求新聞的時效性和真實性,很快成為北平地區發行量最大的一家報紙,也是另軍閥政府聞而生畏的革命輿論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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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教育:新聞匠心 培育英才

1918年是邵飄萍的人生中極具轉折性的一年。這位務實新聞的知名報人,分身投入高等教育,開始新聞實務研究。創辦《京報》不久後,同年10月14日,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蔡元培任會長,邵飄萍、徐寶璜等被聘為導師,會員大部分是北大的學生和職員。也正是通過新聞學會,身為會員的毛澤東與老師邵飄萍結識。這是中國第一個新聞學術研究團體和第一個新聞教育機構,被稱為「中國報業教育之發端」。翌年4月20日,邵飄萍指導創辦了中國第一本新聞學專業刊物《新聞週刊》,旨在「便會員之練習,便新聞學識之傳播,便同志之商榷」。

在北大新聞學研究會中,邵飄萍注重的不僅是理論研究,他還希望借此培養一批精乾的記者。他為學員傳授新聞學基礎知識、新聞材料的採集方法以及對記者的修養要求,教導同學,要重視新聞自由和獨立性,「惟以真理與事實為標準,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敵……」。邵飄萍教導學生要特別注重政治、經濟及勞工情況等報道,在課堂之外也曾組織學生外出參觀、到一些報館實習,鼓勵報道更加貼近社會、為民執言。

1923年9月,邵飄萍的授課講義經過匯編後形成了我國第一部新聞採訪學著作《實際應用新聞學》,由京報館出版,此後又被多次再版。其中,邵飄萍提出。這兩部新聞學著作被譽為中國新聞學理論的重要奠基之作。「新聞全才」邵飄萍在完善中國新聞事業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是綜合性的、開拓性的,另與他同時代的新聞人士望塵莫及。

革命志士:發軔五四 以筆為槍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孕育爆發。著名政治活動家許德珩在《回憶五四運動》一文中記述:「《京報》的邵飄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間,每星期日來給我們講他的新聞採訪經驗,這個會與五四運動很有關係」,邵飄萍也因此被認為是五四運動的發軔者之一。

五四運動前夜,北平一千多位青年學生在北大集會。邵飄萍受邀併發表演說,痛陳山東問題,號召同學們挺身而出、救亡圖存,令在場愛國學生深受感觸。邵飄萍也一夜未眠,回報館奮筆疾書,對五四運動進行即時的記錄和報道。「祖父十分關注巴黎和會的動態,他在1919年4月30日發表時評《請國人注意外交上根本問題》,呼籲國民抓住救國根本,廢除中日間一切脅迫而成的條約」邵飘萍的嫡孙邵澄回憶。邵飄萍當時作為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導師和《國民》雜誌社顧問,與很多進步學生領袖有著密切的聯繫,他也始終對學生們的進步思潮持支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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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後的兩個多月內,《京報》發表邵飄萍40余篇署名文章披露政府腐敗,強大的革命輿論更推動了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8月,《京報》被查封,邵飄萍也被全國通緝,被迫二次亡命日本。在他十幾年的新聞生涯中,曾三次入獄,兩次《京報》被封,無數次受到軍閥政府和警廳的威脅,但仍支持與反動的新聞法律進行鬥爭,為爭取新聞自由作出了不盡努力。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是繼五四運動後又一次全國規模的反帝鬥爭高潮。次日,邵飄萍即報道了這次慘案的經過,《京報》此後也時常以整版刊登五卅運動的進展。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邵飄萍曾公開斥責北洋軍閥是「國民公敵」,軍閥則直稱邵飄萍為「盧布記者」,對其恨之入骨,更欲除之而後快。4月22日邵飄萍在《京報》發表「絕筆」《飄萍啓事》,仍豪氣干雲地戲謔章士釗、諷刺段祺瑞。2日後被捕,4日後即被槍決於北京天橋,用生命詮釋了革命報人的錚錚鐵骨。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時這樣回憶邵飄萍:「他對我幫助很大,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

邵飄萍人用一篇又一篇針砭時弊的文章,書寫一代報人的氣魄與堅守。國民黨將領馮玉祥曾高度贊譽邵飄萍:「主持《京報》,握一支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越英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於最凶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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