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策扬
“坦白地说，我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储安平的儿子，我宁愿别人只知道我就是一个作曲家和钢琴家。”谈及父亲，现年77岁的储望华大概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近些年，储安平作为某种符号，正悄悄成为某种被追逐的热点。这并不奇怪，尤其是因为他拥有这样截然不同的前后人生。
储氏的前半生：自由的贵族
储望华是储安平最小的孩子，出生时父亲已经三十四岁，他自己坦言：“记忆中的父亲不是一个家庭化的人，他一直过着工作狂的日子。”他只能通过别人之口了解父亲，这个作为近代中国知名自由主义报人的前半生。
储安平出生在1909年清末的江苏宜兴，祖上是有名的科举世家。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士大夫逐渐演变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后世评价储安平就是一个这样典型的书生。一方面有着“士子”的传统，一方面又受西方普世价值的浸染。
但他又不是一个简单的书生，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短暂的在文坛留下足迹后，他不满于党同伐异的风气，于1936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或许是师从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Laski）的缘故，储氏欣喜地看到了西方报刊舆论监督的功能，以及报纸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学者吴国娟把这种情怀比喻成“对于新闻行业极大的职业认同”。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大历史的视角下，个人是无力的。储安平学业未完，返回重庆，随后辗转各地，任职过多家杂志社，但这些似乎都与他“办报议政”的初衷相违背，直到1946年，他创办了《观察》杂志社，也开辟了中国近代史上，与 “政治家办报”、“私人办报”相异的第三条路线，“文人办报”。
“爸爸一生最高的理想，是希望自己能办一份类似《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储望华回忆道，“而这个梦想萦绕了他一生。”对于办报，储氏本人的回答更为简短有力，“一句话，就是书生议政。”
“‘文人办报’即政治客观中立，经济独立，以国家、公众利益为是非标准。”现代学者林莉评论道，她毫无疑问给了储安平以极高的评价，但也流露出自己的担忧：“当时的环境下，极权政治并没给足办报的空间。历史告诉我们，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民间刊物，其行事和思考是绝对做不到左右逢源的。”
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那一天还是来了。1946平安夜，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和逮捕杂志社的工作人员，这便是国统时期著名《观察》杂志事件。整个学界痛心疾首，新闻界万马齐喑，学者林莉哀叹，“整个中国自由主义的悲歌啼鸣至此。”
也许文人办报或多或少带有宿命上悲剧的色彩，但我们不能否定《观察》给当时中国的启迪和冲击。 对于社会，《观察》善用辛辣尖锐的笔锋去揭穿黑暗，因此深受大众青睐，其定刊数从最初的400上升到后来的10万。对于普世思想在中国的实行，储氏更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之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而在《民主》中，他进一步陈述，“第一步先使知识分子能充分的表达意见，其次再要求一般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能力。”面对国统的白色恐怖，他不卑不亢、奔走疾呼，对当时的中国青年是一剂强心针，自己却险些被枪毙。 凡此种种，储安平不无自豪的说，“本刊之经营，足为中国言论界开辟新路。”这些思想和做法不仅在当时显得卓有见地，对今天的中国也不乏借鉴意义。
储氏的后半生：被放逐的右派
“从1957年成为知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十年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常常想他这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储安平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赤诚，选择留在了大陆。
1950年，周恩来指示“有那么多读者的”《观察》复刊，并易名为《新观察》。这让这个已到中年，喜怒不轻表的报人显得格外兴奋。“父亲对新政权保有一颗赤诚之心，复刊后随政协到鞍钢视察，到江西参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实际上，这也是储安平人生中少有的美好时光，他知趣的收起了犀利的笔锋，文章以游记杂感居多，鲜见时评。
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储安平放弃了自由主义理想？学者吴国娟评价储安平时说道，“新中国的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都被人民看在眼里，也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到眼里，一旦有机会，他们会迸发出比内战时期更高的热情。”
1957年，毛泽东，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势的统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派人士会谈，好似八方来朝的风采。他请民主派人士“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了消除顾虑，他还重申了“十六字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时任《光明日报》编辑的储安平心中的火花，彻底被点燃了，只不过这次的燃放，赌上了他的后半生。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节选）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的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在我看来，关键就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 “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没有人对老和尚提意见。” “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党天下”一出，石破天惊，震撼朝野，短短千字让毛泽东一天没睡成好觉，颇有三国陈琳檄曹操之感。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毛亲笔社评《这是为什么？》，拉开了浩浩荡荡的反右运动，储安平随即递交辞职信。在总编辑一位上任职不足70天的他却被扣上了“最大的右派”的名号，对于前后承诺的反差，毛得意地说，“这不是阴谋，是‘阳谋’。”
“在我看来，父亲是属于比较清醒、有远见的人，他是没有陷入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也是他敢于如此大胆的原因。”储安平一定是最清醒的那一个，但不见得是现实的那一个。
除去一纸“檄文”的力量，中大教授方可成研究当时社会背景，“建国初，国营媒体业保留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1957年情况急转直下，当局加强了管制力度，发生了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鸣’的转变。”
储安平对自由主义的爱恋让他没有看清这个国家机器当时把新闻当成宣传的潜台词，更忽视了可预见的政治变迁。同他抗战时期一起办报的冯英子曾说，“安平这个人，受过英国的教育，他相信威斯敏斯特那一种章法，终以为是可以效法的。其实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书生。”“党天下”的文章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反而被大家口诛笔伐。
“爸爸最后也没有改变什么人，他甚至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储安平狼狈退场，他终究没有做堂吉诃德那样的骑士，因为他有自己的家庭，儿女。为了不牵连妻子，他选择了离婚；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他不得已和他们划清界线。“那个时候，我也并不是特别理解父亲，对父亲的感情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我有时候会特别怨恨他，感觉他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灾难。”在那样的血统主义下，人们自顾不暇，又怎能保全他人。
文革爆发后，储安平被批斗、迫害、“扫荡”。昔日的自由报人被发配到劳改农场种菜，放羊，并且轻易不能与子女相见。1966年六月的一天，他留下便条“如苍，我走了。储。”未留归期。他去了哪里，至今也没有弄清，而他也至今没有被平反。
“父亲诞辰80周年时，我创作了交响乐《秋风泣》，由澳大利亚最好的交响乐团演奏。”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这对父子终用一种方式完成了心灵上的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