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胡锡进:“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文/林泓

从“叼盘侠”到“中肯哥”,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V”胡锡进总是处在风口浪尖;而他对此心态颇好,“不管白胡椒黑胡椒,来了都是胡椒粉”,“老胡也算老江湖了。”今年是胡锡进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第15年,而他从事新闻业已有31年之久。

在步入新闻业之前,胡锡进曾在军队生活过11年,他的新闻理念深受这段经历的影响,“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我好冲动,性格中充满不安。”1989年,在人民日报社和中国进出口公司之间,胡锡进选择了前者,从此成为一名记者。在办公室坐了3年之后,他终于获得了派驻南斯拉夫的机会。虽然在硝烟弥漫的巴尔干工作算不上一件好差事,但胡锡进觉得这份“战地记者”的工作合他心意,那时他“很年轻,很热血也很天真”,第一次进入战争中心的他非但不害怕,反而有种“差点没哭出来的骄傲”,“‘老子’是中国记者! 波黑战争,你也来看看中国男人的样子! 那就是33岁的我的第一感受。”

战争对于记者来说或许是职业的圣地,但对于百姓而言却是苦难的炼狱。南斯拉夫3年,胡锡进目睹了分裂和战乱带来的动荡和萧条,“1980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的主体育场,成了密密麻麻的坟场,”“人们简直穷得不可思议”,这些见闻构筑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我永远不要我的国家经历那样的战争,”“我要让中国永远是和平安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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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媒体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各种都市报纷纷兴起,胡锡进对此饶有兴致。1996年,他主动要求调职到《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次年,《环球文萃》更名为《环球时报》,报道的重心倾向国际时政。2005年,他接过总编辑的交椅,进一步推动《环球时报》的发展,把周报改为日报,建立“环球网”,创立《环球时报》英文版,在他的掌舵下,《环球时报》逐渐成长为拥有百万级单期发行量的报纸,在中国媒体市场上相当瞩目。

谈及《环球时报》的生存发展理念,胡锡进把它归结为“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尝试跳出官方的话语体系,采取说 ‘大实话’的方式,表达中国主流社会的观点,传达民间的态度”,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为中国媒体应掌握主动权,主动回应西方的误读。有不少传媒学人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对其“办报智慧”提出高度评价。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曾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表示“《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

但同时,对《环球时报》办报理念的质疑声也此起彼伏。知名评论员杨锦麟认为,《环球时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气质并不突出,“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比较浓,强调市场,”“它的很多内容在迎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商业气质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不容易赢得专业尊敬。”前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也曾在讲座中指责《环球时报》“太极端”,没能做到展现国际事务的复杂性。

面对“愤青大本营”、“民族主义”等标签,胡锡进表示更愿意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他认为《环球时报》“代表了普通中国老百姓真正的心声”,每期百万级的发行量就是认可和支持的证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则认为胡锡进误解了“主流化”的新闻学意义,“广受欢迎的新闻的成功,不能以主流化来自我标榜,”“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确的,”“对主流化的追逐,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不可能是新闻价值的本质。”

胡锡进很重视言论立报,对社评的重视尤为突出。自2010年春天,《环球时报》的社评几乎都出自胡锡进之手。据凤凰周刊的描述,每天上午,胡锡进都要和社评组的编辑商议写作的话题、基本观点和思路,然后由编辑查阅收集资料。晚上胡锡进便拿着整理好的材料,以口述的方式写社评,他逐句陈述,连同标点符号一并说,编辑可以随时打断他,提出修改意见。社评初稿完成后,立即传给《环球时报》 智库的几位专家,向他们征询意见后再作进一步修改。凤凰周刊曾梳理过《环球时报》“专家库”名单,发现其中“包含大量被民间称为‘左派’或者‘新左派’的人士,而且很大部分持极端民族主义观点,”“有的‘自由派’名字虽出现在智库名单中,但坚称从没接到过咨询电话,也从未参与《环球时报》的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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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也常常把胡锡进推向风口浪尖。《环球时报》一篇备受争议的社评曾提到,“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心中向往的那种‘自由媒体’,如果有媒体公开对抗现行体制一定更是输家”,因为“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支持这样做的社会基础。”胡锡进表示“这些话很真诚,是他的肺腑之言”。他常常用“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来回应对政府的批评,批评者们因此称呼他“叼盘侠”,认为无论政府把盘子扔多远,他都能叼回来。

这位“复杂中国”的报道者也有自己复杂的心声。胡锡进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曾坦言,“在中国做总编辑真的很难,我每天都在想这个能报还是不能报,我每天都想推进一点、突破一点,但不能走得太远。”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他说,“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是和官方不一致的,我写过很多检查,也接到过有关方面的电话,希望我们不要谈某些问题,经常有这种情况。”

胡锡进称自己是“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他有时会在微博和推特上发出一些与官方不太一致的声音。 70周年国庆前,网络审查日益严峻,胡锡进对此提出意见,“国庆节快到了,上外网极其艰难,连环球时报的工作都受了影响”,“建议还是要在我们的社会和外网之间多留出一些缝隙”,但随后他删除了这条微博。每当他发出诸如此类的“正见”时,网友们往往并不买账,批评者认为他不过是在“和稀泥”,因此给他扣上了“中肯哥”的帽子,意在讽刺他既想讨好官方又想讨好群众的姿态。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更是将胡锡进比作是“政治娼妓”,他说胡“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他也不代表谁,也就是说说而已。”

胡锡进承认自己的复杂和矛盾,他也解释,“因为不同的经历,所以每个人内心会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这种矛盾是真实的,随着经历的不同而变化。” 对于社评中出现过的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他声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文章的侧重点不同, 二是我们的思想确有困惑、 矛盾之处。我想,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这种困惑和矛盾或许是整个中国的真实思想状态,犹豫和坚定同时存在于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和选择中。”

至于许多人对他的不接受,胡锡进有时深觉孤单,“但不孤独,因为我知道自己没做错事”。他曾在演讲中说“我守护的这个国家,也包括那些骂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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