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瑞之
2011年3月28日凌晨2:27分，笑蜀通過微博證實“請兩年學術假”暫時離開南方週末的消息，在中文媒體圈引起震動。截至中午，除去400多名網友的留言，包括《南方都市報》的前總編輯在內的部分媒體人及學者都表達了支持與惋惜。雖然笑蜀坦言自己不該受到那麼多的關注，可也足見他作為《南方週末》標誌性聲音之一的力量。
笑蜀真名陳敏，用筆名的原因他的好友張鳴猜測是因為陳敏的諧音近似“臣民”，而笑蜀最不樂意做的就是臣民，這樣的態度也融進了他的生活和作品中。在張鳴眼中，笑蜀“生得並非儀表堂堂”、“酷似賬房先生”又“長得像收破爛的”，可正經時金剛怒目，就變得好看起來。這嫉惡如仇的性格雖然給笑蜀的外貌加了不少分，卻也經常讓他陷入麻煩中，這一路他走得頗為坎坷。
現年59歲的笑蜀1984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的是中國共產黨黨史，而後四年在武漢醫學院任教。經歷了思想被高度禁錮的毛時代後，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圍在80年代噴湧而出，最終卻因1989年六四事件的發生戛然而止，“六四如堅硬的冰山，把一切撞得粉碎，一切的光榮，一切的夢想”，笑蜀在多年以後回憶道。當時他因為對大屠殺行為的抗議和批評成為了醫學院唯二的“雙清雙查”對象，歷時一年。其後六年他被取消授課資格直至1996年才重返課堂。
笑蜀坦言這六年間，系領導曾給過他“改過自新”的機會——寫幾篇批判自由民主的文章，這反倒激怒了笑蜀。作為反擊，笑蜀收錄了1940年到1946年間中共在民主、人權和自由方面許下的承諾，編撰成了《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他的代表作之一，並於1999年出版。這其中包括了《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社評以及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的講話。除此之外，他還特意收錄了例如《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爭取自由解放的中國學生》等文章隱喻六四。
同年，他的另一本著作《劉文彩真相》問世，揭露了中國對四川鄉紳劉文彩妖魔化宣傳的真相。書中詳盡的調查報告說明劉文彩身上背負的許多罪名都是中共為實現搞“階級鬥爭”的政治目的而添油加醋的宣傳和捏造，而這樣的捏造使其後人受到嚴重迫害的殘酷事實。這兩本書出版後不久就被全國查禁，加上自1996年笑蜀復課後繼續大談自由民主的行為，2001年系領導再次找到笑蜀，“因為這兩本書，我被列入黑名單，當局不許大學給我提供講台”，笑蜀回想当时的情况，如果他不辭職，面臨的就會是“預謀已久”的牢獄生活。笑蜀選擇了辭職離開，“我反倒認為走出了圍城，有了一種解放的感覺”，自此他的教學生涯正式結束。
告別體制後，2002年笑蜀前往北京擔任《中國改革》雜誌的執行主編。任職的三年內他頂著國保“不規矩就趕出北京”的壓力依舊不改本色，2005年因為當局“無可救藥”的判定離開北京到廣東就職《南方週末》高級評論員。如果說21世紀最初的十年是中國新聞業的“黃金時期”，其中《南方週末》的貢獻不容小視。順應媒體市場化的潮流，新聞報道內容的自由度以及覆蓋面都有提升，《南方週末》的文章就是一大代表，不僅報導讀者“喜聞樂見”的內容，也涵蓋了對於重大新聞事件的調查研究。
在《南方週末》任職期間，笑蜀保持一貫犀利的筆鋒，發表了不少討論真相與言論自由的文章：在《第一位的自由是講真話的自由》一文中，他以高耀潔事件為印批判在中國講真話的成本之高，呼籲社會能使人們能免於講真話的恐懼；在《追問真相高於一切》他不滿山西奴工事件的處理結果，痛心追問真相在中國社會的艱辛以及因此導致的法律機制不完善下問題無法根本解決的現狀。除了對社會問題的抨擊，他還談到了作為新聞從業者的職業態度和準則。
在2007年發表的記者節感言中，他指出了中國記者執業環境的嚴峻，遭受毆打、毀壞採訪器材等是家常便飯，苦難與煎熬是記者的必經之路；但同時他堅信只要堅守作為記者對抗邪惡的信仰，這樣的現狀會逐漸改變；2009年記者節受訪時他被問到怎麼樣才是好的記者，他答道“好的記者使用最專業的態度去做新聞”，專業的記者能在不斷地探究真相從體制內找到空間傳遞這些信息。在他眼裡，記者是公民的喉舌，需要替他們表達自己的觀點。
可惜好景不常，2011年3月南方報社集團在壓力之下，以“放學術假”的名義驅逐笑蜀，這就有了開頭的一幕。2012年9月11日，笑蜀的新浪微博被當局註銷，對於這次突然的封殺笑蜀反倒波瀾不驚，“被封殺之後正好可以多看看書，多寫些文章…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在rfi電台的採訪中回應道。
從《南方週末》時期開始笑蜀發表的文章與時評中，“公民社會”、“公共參與”等詞頻繁出現。當年他從教師變成媒體人不僅是身分的轉變，更是思維模式的轉型。“必須首先終結專政的問題，即必須首先轉型的問題“，這是笑蜀作為媒體人的新思考。他主張的是中道理性的、自下而上的變革，從人民社會轉為公民社會，從一黨專政走向憲政。他希望能用自己的聲音提高人們的公共參與度，意識到公共事件與個人的相互影響以及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如他在2010年《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中國》一文提到的那樣，大眾的圍觀與參與所形成的公共輿論場能推動社會的進步。這成為他之後不斷追尋的目標。
2013年7月16日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許志永被拘捕後，笑蜀因聯合王功權等人發起公開信《許志永事件之公民社會呼籲書》要求當局釋放許志永等被捕公民，而於8月2日被公安“送回”廣州軟禁兩日後釋放。恢復自由後他在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對這件事作出評價，這些消極的信號“都不足以代表整個體制，都只是博弈的一個側面“。笑蜀的態度還是樂觀的，在接受rfi電台的採訪時他談到無論在體制內還是民間都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尤其是民間的力量在成長著，變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儘管多方的壓力和種種封殺事件讓笑蜀的聲音越來越遠，可在BBC中文網、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網媒上依然能看到他活躍的身影，2020年初他就武漢封城問題也參與了討論。不管外界如何，笑蜀依舊會如07年記者節感言結尾說的那樣，做自己本分的事，猶如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因為熱愛而把沒有盡頭的苦役變成詩意的棲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