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冰點的赤子之心

李大同:冰點的赤子之心

文/陸穎琳

「我不在乎被免職,能在中國新聞發展過程中經歷這么一場暴風雨,並且成為風眼中的人物,已經足夠了。」

李大同在1952年出生於四川,文革時和朋友自行選擇下放到內蒙古,在那裏與當地人學習放牧、蒙語,他甚至還贏過那慕達(賽馬)大會的冠軍。即便身處遙遠的草原,他仍然會關心北京和國際局勢的變化,每天要聽兩、三個小時「美國之音」的節目,心情常常被外界所影響,讓他深深地體會到他並不屬於這片與世隔絕的無垠之地,期盼能有一個機會離開草原。

1970年代,文革已經走向終點,各個大學開始重新招新,但李大同受到父親黃天祥(原名李春褆)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的牽連,多間大學都拒絕了他的入學申請。漸漸地,和他一起下放的朋友都離開了,只剩下李大同一人,他以為自己將要獨自留在草原渡過餘生。

李大同的父親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獲得平反,適逢《中國青年報》復刊,李大同以寫給家人的一篇《賽馬日記》通過考察,在1979年成為《中國青年報》復刊後的第一批記者,並駐守內蒙古記者站,雖然他沒有上過大學,也沒有受過新聞教育,但李大同深受西方新聞學著作啟發,並且自己練習寫作,一步一步地晉升為編輯、編輯部主任等。

記者與社會運動

毛澤東時代開始,報紙一直被視為是宣傳共產黨的工具,但李大同卻認為:「新聞要客觀、要真實,要無止境地逼進真相」,他的信念讓他本人、以及新聞工作者在中國社會運動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六四事件期間,由於中國的媒體都是體制內的媒體,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央的管控,所以當時對於媒體應否報導事件產生許多討論與爭議。

1989年5月4日,李大同與新聞同業者遊行到中國記者協會,並且提交由他發起的聯名信,要求就禁報學生悼念事件等議題和官員對話。學者林芬曾形容六四事件中,中國記者在嘗試擺脫政府的控制,同時也是因為他們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於是採取正面的報導,將六四事件推至高潮。但是隨著情勢改變以及6月4日的清場事件發生,公開對話被無限期延期。事件發生後,許多參與遊行及在聯名信上署名的記者受到處分,而李大同則被調離職位,改為擔任閒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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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9日,李大同在中國記協宣讀請求對話的信件。

中國新聞界的「冰點高度」

李大同在五年後重新回到《中國青年報》,隨即被賦予創辦《冰點》特刊的重要任務,他一改新聞以社會重大事件為主的傳統,以百姓的生活小事入手。當時李大同在《北京晚報》刊登的一張小照片,得知居然有老知青在背糞桶,由於他自己也是知青出身,便決定以此為《冰點》創刊之作。1995年1月6日,《冰點》首篇報導《北京最後的糞桶》正式出現在大眾眼前,講述了文革後知青的貧苦生活,報導刊登後好評如潮,不止讀者,連其他新聞同業者都對於這樣的新社會視點表示讚美,奠定了《冰點》往後的輝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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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點》特刊在2004年變更為《冰點週刊》,新增文化、人物等三個新版面,並多次入選「中國新聞名專欄獎」。前任主編杜湧濤曾形容,《冰點》的成功在於它不認為新聞只有一天的生命,它追求的是就算新聞失去熱度,但其價值是歷久彌新的。《冰點》除了聚焦老百姓的生活,更將台灣和國民黨等敏感議題放到檯面上。2005年李大同邀請台灣作家龍應台撰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記述台灣內部和的政治變遷和問題;還有《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提及了抗日時期國共互相合作抗敵,首次對國民黨對抗日的貢獻給予肯定。

李大同後來刊登文章,回憶邀請龍應台撰文一事,連他自己都對於文章居然沒有被總編輯「斃掉」感到意外,他明白這是政治風險極大,卻同時必將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一筆,因此即使冒險也要刊登這些文章。這些新穎大膽的題材固然受到讀者的歡迎,但也遭到中宣部的批評。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要繼續刊登有關台灣的文章,便多次再向龍應台發出邀請,理所當然地,後續也引起了中央的不滿。

「冰點停刊事件」

2006年1月11日,《冰點》刊登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批評文化大革命等不理性的革命對國家現代化帶來阻礙,引來中宣部新聞局譴責,文章發表後13天,中宣部下令將《冰點週刊》停刊整改。翌日,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在互聯網發表《就〈冰點〉週刊被非法停刊的公開抗議》,引起社會迴響。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與其他12位中國前政治和媒體界重要人物聯名抗議對《冰點》停刊的決定,也有大量讀者自發到郵局退訂《冰點》,形成了一股無形的力量,奮力對抗中共對媒體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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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月,《冰點》週刊宣布復刊,但李大同和盧躍剛則被免職,李大同再次被調任閒職,這次新聞媒體和中共政府的角力,最終新聞媒體還是要付上代價。 而復刊後的第一篇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便反駁了袁偉時引起爭議的論點,堅持反帝反封建革命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袁時偉通過李大同表示想再次在《冰點》撰文,結果遭到編輯部拒絕,「冰點停刊事件」就此落幕。李大同認為停刊事件是體制內的媒體對政府控制的抗議,反映現行的新聞審查制度出現了問題,需要進行改革。在這一場風波中,劉曉波評價李大同是一個有新聞良知、有勇氣爭取自由的新聞工作者,他和盧躍剛的反抗行為並不是逞一時之勇,而是他們一直堅守新聞原則導致的必然結果。

從「冰點停刊事件」到現在,歷史一直在重複,新聞業工作者不斷地在國家的壓制下爭取新聞自由,李大同曾言中國對媒體的控制不可能在轉眼之間消失,但眾人只要不放棄,總有一日,這面高牆終會被我們推倒。

記者,就應該是好事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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