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历史荒原上的守望者

胡杰:历史荒原上的守望者

文/吴松擎

2014年8月的一个深夜,第二天将要开幕的第十一届北京独立电影展被紧急叫停,创办人栗宪庭被带到了警局。

影展被责令停办,是因为其中一部将要展映的纪录片《星火》。《星火》记录了大跃进时期,一群创办地下杂志书写民众受难真相的大学生,遭到残酷审判的经历。

“如果你发现真相、去揭示真相的话,你就会遭殃的。”栗宪庭说。

《星火》的导演胡杰,就是那个奔走着揭示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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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饥荒即将开始,胡杰出生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军人、母亲是军医,这让他得以免遭饥荒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贯穿着胡杰的少年时期。学校起初是关闭的,重新开启时,也被批斗、游行填满。胡杰的教育,更多来源于课堂之外。养鸡、放羊,学会赚一点钱来养活自己。但除此之外,他还向一位庙里的和尚学习画画。

由于军人家庭的传统,胡杰也顺理成章入伍,成为了一名空军。但他一直有个学艺术的梦想。

胡杰成为新兵的第一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军人第一次被允许考大学。于是胡杰买了英语书,偷偷地学。当室友发现并上报之后,指导员集合连队,公开批评了胡杰。“你学英语,难道是想投敌叛国吗?”

得益于改革开放,身在部队的胡杰也有机会订阅杂志。通过《世界美术》,他读到了西方的美术知识,并且也对西方历史有了一定了解。

1984年,胡杰考到上海空军政治学院。那段时间,课堂的内容意外地开放。系主任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讲西方经济学和哲学;不讲中共党史,改讲淞沪会战。了解这些从未听闻的知识和历史,令年轻的胡杰受到很大的震撼。

1989年,胡杰又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油画。在那里,他得以结识了许多艺术家。那时六·四事件刚过,社会一片阴霾,没有什么人发言讨论。但胡杰与艺术家们得以交流想法,学习新事物。

1992年胡杰退伍,短暂地在新华社江苏分社担任了影视编辑。他采访到狱中的贪官、被黑社会威胁的县委书记。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但流于媒体上的都是积极报道。胡杰对没有记者能够报道出真实的社会状况感到错愕。拍纪录片的念头就这样产生,“如果没有人道出真相,为什么我不自己来呢?”

1995年,带着一台向日本归来的朋友买下的超8摄像机,胡杰开始了他的拍摄之旅。

他的第一个拍摄地是圆明园。那时,存在了六年的画家村正被政府驱散,画家们重新开始流浪。胡杰抱着一边学用机器,一边记录这个颇为无奈的事件的心态,拍出了《圆明园的画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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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片子《远山》,拍的是煤矿工人。胡杰跑了不少煤矿。那些矿工多是附近的农民,不割麦子的时候就去背煤,做几年就会得矽肺病,然后失去劳动能力。拍摄中胡杰遭到了矿主的记恨,有矿工来报信让他快逃,已有准备的胡杰背起包和磁带就逃离了拍摄地点。

1999年,胡杰正式辞去工作,成为独立纪录片导演。

彼时的中国,没有什么人拍纪录片,市面上也找不到理论指导的书籍。胡杰曾言,自己在电影方面的积累,大都来源于盗版光碟

他没有问家里要过钱,出去采访时,火车站休息室的椅子下、垃圾堆旁边,胡杰都睡过。回到家时,他的胡子头发长了好长,全身都是蚊子咬过的疮疤。胡母说:“我们都快认不出他。”

意外了解到林昭之后,胡杰发现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在纪录片方面是空白的。胡杰一边拍《寻找林昭的灵魂》时,一边计划,拍完反右,就要拍大饥荒,再就要拍文革。只有这样,才能从已经将老的亲历者那里抢救回对于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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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过程是困难的。对于影片中的受访者,胡杰一般要花上一两年打电话、拉关系,向对方表示自己的真诚。 “在胡杰摄影机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权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悯。胡杰有个习惯,说服受访人,使其信任采访,如果对方不愿意表达,就不打开镜头。这种高度尊重他人的意识,是大多影视行业者不具备的。”杨银波在文章中曾言。

而必要的资料支撑,都需要确认其存在后不懈地寻找。有时收获完全是意外之喜。

林昭曾经的恋人,在反复而谨慎地考察了胡杰的身份之后,才交给他林昭的《十四万言书》手稿。而为了寻找林昭的骨灰,胡杰走访了数年。

之后,他又拍了关于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校长卞仲耘的《我虽死去》和本文开头提到的《星火》。

除了填补官方叙事中空缺的历史,胡杰还一次次将镜头对准普通人。

在《媒婆》中,胡杰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讲述一位说媒40年、颇有声望的媒婆的故事;《在海边》呈现了闯关东的后人,返回山东后成为“外来人员”,并从事高风险劳动的生活样貌;《平原上的山歌》记录被拐彝族少女成家十年后归乡探母的经历。

没有投资人,也不接受捐赠,尤其是海外的,除了一些影片获奖的奖金,胡杰的一切拍摄成本都自负。

谈到儿子拍摄的那些纪录片,胡母骄傲地说:“这是默默无闻的贡献。”

2005年前后,胡杰成为了政府关注名单上的一员。胡杰时常接到警察的电话,警察也会提前通知他的采访对象,让他们不要接受采访。2013年“云之南”电影节同样因为有胡杰的影片参展而被勒令取消。

“个人的危险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是作为一个研究历史、拍纪录片的人,你不希望你的东西拍不成。”

“如果不了解那些历史和人,他们就会消逝。”

胡杰拍摄的纪录片,都是无法公开放映的。他也只在拍摄完成后,刻录光碟,寄给一些知识分子朋友看,得到他们的建议后,修改剪辑。胡妻表示,家中的快递单据都积攒了一大摞。

虽然影片无法公开,但许多高校教授和学生都会自己找来他的影片观看。胡杰认为,这些观众就可以让他想要保护的历史记忆留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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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胡杰在位于南京的湖畔工作室进行油画和版画创作。当然,纪录片的拍摄也并没有停下来。

在胡杰看来,他拍摄的目的不是单纯揭示黑暗和证明苦难的存在,而是唤起观众的关心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悲剧是我们理解社会的一个提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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